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特征及其承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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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京開辟下關商埠以后，西學東漸，開始近代城市化進程。但是，六朝古都的傳統文化根基深厚，受到外辱后精英階層的民族國家意識覺醒，黨政要人、部分在華外籍建筑師擁有較濃烈的中國傳統文化情結，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本色化運動，以及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代留學歸國建筑師因其文化自覺，而積極響應國民政府復興“中國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凡此種種，都使得民族形式建筑成為南京近代建筑史上，數量較多、分布區域較廣、建筑級別較高，以及最能展現南京歷史文脈、地方特色與時代精神的重要建筑類型。

將近代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置于中國近代建筑史范疇內，綜合考量留學歸國建筑師的職業地位，所接受的學院派“布扎”體系的教育背景，及其西方古典主義建筑的知識結構。以此為依據，參照西方古典主義建筑橫三段的構圖形式，將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分為檐部、墻身和臺基三部分。繼而，分別圍繞以下三個時段：1、1910年南京出現第一例民族形式建筑，至1927年國民政府制定“中國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2、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1937年日軍侵襲南京，3、1937年南京淪陷至1949年國民政府遷離大陸，研究民族形式建筑的檐部、墻身、臺基的形態類型、形態特征與色彩關系，并進行圖示化表達。在此基礎上，嘗試在今天的南京民國風貌區建筑立面整治與民國風室內設計中，再詮釋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要素。

研究目的在于：1、系統梳理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特征及其歷史背景、建筑師因素，分析建筑師、決策者的民族國家意識與文化自覺，在推動民族形式建筑發軔、發展與興盛過程中的積極作用；2、圖示化表達建筑形、色特征，并推廣應用在新南京民國風貌的公共空間整治與創新設計中，力求在當今設計中，汲取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展現歷史文脈、地方特色與時代精神的方法途徑，力求在當今設計中，傳承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文化精神。
關鍵詞：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形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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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時間界定：“1910年——1949年”
論文中的南京民族形式建筑，是被納入到中國近代建筑史范疇內的。對于中國近代建筑史的時間上限——1840年，學界并無太多異議，理由在于：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社會體制發生重大轉折，外來文化開始大規模沖擊中國傳統文化，中國邁入近代社會。但是，在本論文中，將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的時間上限擬定為1910年，有兩個原因：一、民族形式建筑是伴隨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而出現的。當殖民文化侵入，中國的“天下”觀瓦解時，才使得“中華民族”觀念萌生。而中國的“民族”概念最早出現在1903年梁啟超寫的《新民論》中 ，這之后國人漸有國家意識，并與民族相關聯，繼而產生了中國近代的民族文化復興思潮。二、十九世紀末，南京下關開埠，英日德商進入南京開啟了對外商貿活動。相比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上海民間藉由石庫門里弄開始無意識探索民族形式建筑的早期階段，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出現得較晚。據現存資料顯示，1910年以后由美國教會和帕金斯建筑事務所主持建造的金陵大學校舍，秉持了“建筑式樣必須以中國傳統為主”的要求，成為南京近代建筑史上民族形式建筑的早期代表。其中1912至1913年竣工的東大樓，是金陵大學最早落成的校舍。此外，同為1910年，時人稱“開一時之風氣，策異日之富強” 的南洋勸業會也在南京開幕。勸業會在展示兩江地區、南洋華僑與歐美產品，并促進南京市政設施煥然一新的同時，也發揮了“振興國貨”的傳媒作用。其中的農業展覽館，在愛奧尼亞柱式的柱廊上增加了中式屋頂，不啻為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先聲。綜合上述原因，擬將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時間上限，定為1910年。

具體分析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墻身形態，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一、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墻身的形態類型有：1、入口山墻+檐下兩到三組長條窗+左右排列數組方窗；2、數組長窗間隔約0.8米，等距排列；3、中部較大的拱券形門（窗）+左右排列較小的拱券形窗；4、側山數組方窗上下排列+山花上數組木百葉窗。這些墻身的形態亦存在共性特征：1、筆者目前所收集的該時段內的民族形式建筑，除了金陵女子大學會議樓、科學館、文學館等墻身有立柱，并且外籍建筑師亨利﹒茂非誤讀了清代官式建筑的立柱開間和比例，或是采用了西方文藝復興以后將巨柱架設在群肩上的的墻身樣式以外，其余建筑的墻身沒有立柱，并未發現用立柱標示室內開間的中國傳統建筑做法。如，建造于1913年至1925年之間的金陵大學北大樓、東大樓、西大樓、禮拜堂、小禮拜堂、學生宿舍皆如此。2、墻身多采用清水青磚密砌，或外飾米黃色水泥，紅色木線勾窗框，白色石材砌筑窗過梁與窗臺，整體簡潔大方。3、入口墻門貼墻設置，以凹凸線腳勾勒門框結構，其上為出檐較少的四坡頂。4、窗欞多為直欞式變體，金陵女子大學600號樓上則出現了球紋窗欞，但是，大多簡約空靈有利于采光。

2、“民族形式”建筑
汪季琦在中國建筑工程學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進建筑設計工作為完成和提高完成國家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而斗爭》，首先運用“新的民族形式”這一概念說明是對民族遺產的接收、改造與發展，是舊文化基礎上發揚光大的新文化。在該報告中，將建國后的民族形式建筑冠以“新”字，也指明了中國近現代建筑史上兩次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是存在差異的。在這方面，王建鋒《近現代中國傳統復興建筑現象比較研究》中有詳細論述 。新的民族形式建筑出現，也是中國開始現代建筑史的標志。與之相對照，論文將近代南京在1910年至1949年之間發揚光大民族文化的建筑，稱為“民族形式”建筑。

二、背景成因

1、緣起與概況
1842年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廣州、廈門、寧波、福州、上海五處通商口岸，中國東南沿海門戶洞開。之后，于1899年對外開辟南京的下關商埠，南京接收到西方工商業文明的訊息。當時的南京和上海、廣州、武漢等沿海沿江開埠城市一道，進入城市近代化與近代城市化的時代進程。其中，十八世紀的清王朝唯一對外通商口岸——廣州，藉由清代十三行這個外貿載體引入了“買辦式”外廊建筑，逐步邁開全盤西化的步伐。擁有多國租界的上海，也因著地緣優勢和重商傳統，而引入金融資本、發展對外貿易，加上租界的現代化生活設施驅使民眾求新慕洋，因此，近代以后的上海也呈現出洋風撲面的社會景象。與它們相比，南京一方面因對外開放時間相對較晚，開放門戶相對較少而在西化進程上相對較慢，另一方面，身為六朝古都的南京，因其較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以及重禮務實的群體心理，而在西化過程中缺少文化基礎與社會推動力。基于此，近代南京雖置身于西化與近代化的大環境中，卻在物質與文化心態層面的中西交融中，仍舊頑強地發出南京本土乃至中原、江南地區的民族特有的聲音。

放眼整個近代南京，最旗幟鮮明地傳承民族特色，以復興民族文化與地區傳統的時代，應在1927年北伐勝利，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的十多年。由《宋美齡與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一文可知，北伐結束后的南京“古老而殘破，還不是一個堪稱中國首都的城市，冬天寒冷，夏天濕熱，甚至沒有現代化的衛生設施” 。因此，為了方便國民政府處理行政公務，辦理日常事宜，以及打造出民國首府的光輝形象，1927年國民政府開始制定《首都計劃》，旨在用美國現代都市規劃理念，建設一個基礎設施健全、道路四通八達、城市建筑偉岸、功能分區合理的現代政治中心。與此同時，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戰敗，各種西學潮流與政體改良運動，如洋務運動、百日維新、五四運動等相繼開展，政界、教育界、學術界紛紛圍繞全盤西化、中西折衷與維系民族本位的議題進行深入研討與論爭。雖看待問題的立場各有不同，但主旨大都一致，即：發展我國經濟，振興我國文化，以求在世界環境中擁有立足之地，而不致被蠶食。由此可見，一股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驅使了上述思想爭鳴與社會改革。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一方面，為表明其政權的正統性而強化民族本位思想，率先在大部分的機關公務類建筑，以及為數眾多的教科文體類建筑中實施“中國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從而，為這些建筑罩上了復興民族文化的時政色彩，助其傳達當時國民政府的官方意志。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主要執政者——蔣介石與宋美齡，雖然一個就讀于軍校，一個成長于美式自由開放的教育環境下，但二人皆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鐘。蔣主要將自己的傳統文化情結投射在飲食衣裝等方面，而宋則在建筑空間與服飾裝扮上力求彰表民族文化符號。客觀地說，他們將中國傳統禮儀之道與西方物質生活形態相結合的做法，對于當時的南京人應有垂范效應。因此，在維系民族本位的國民政府政策指引下，在黨政要人熱衷傳承民族文化傳統的社會風尚中，1927年至日軍侵襲前的南京出現一大批擁有“中國固有形式”的民族形式建筑。

民族形式建筑類型多樣，樣式更是異彩紛呈，因此，有必要先對它加以分類。首先，依循功能可將南京近代建筑劃分為：官邸類、機關公務類、教科文體類、工商金融服務類以及宗教陵墓類建筑。據筆者統計，官邸類建筑中，美齡宮、馬步芳公館、馬歇爾公館、荷蘭大使館、閻錫山公館等均以民族形式呈現。機關公務類建筑中有國民政府鐵道部、交通部、考試院、外交部、監察院、立法院、國民大會堂、勵志社、中英庚款董事會、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等為民族形式。教科文體類建筑中，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氣象臺、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中央體育場、國立中央研究院、中央醫院、大華大戲院、國立美術陳列館、國立中央博物院、中山陵園郵局等，均為民族形式。工商金融服務類建筑中，華僑招待所、中國國貨銀行南京分行等為民族形式。宗教陵墓類建筑中，以中山陵、譚延闿墓為典型代表。其二，如果以機關公務類建筑為例，建于1927-1937年的民族形式建筑所占比重最大，占據近代南京機關公務類民族形式建筑總量約86%。以科教文體類建筑為例，這期間民族形式建筑占近代南京教科文體類民族形式建筑總量約77% 。除此而外的時段里，新建民族形式建筑不占主流。筆者收集的資料顯示，1927年以前的民族形式建筑，現存以金陵大學北大樓、東大樓、禮拜堂、西大樓、學生宿舍，以及金陵女子大學會議樓、科學館、文學館、學生宿舍為主。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后新建的民族形式建筑也是為數甚少，主要有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門房、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等（三大時段民族形式建筑比例見表一）。上述主要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分布如圖一所示 。

時間區間	比例	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現存）
1910-1927	22.7%	金陵大學北大樓、東大樓、禮拜堂、小禮拜堂、西大樓、學生宿舍，金陵女子大學會議樓、科學館、文學館、學生宿舍等
1927-1937	72.8%	小紅山官邸、馬歇爾公館、荷蘭大使館、閻錫山公館，國民政府鐵道部、勵志社、國民政府交通部、國民政府考試院、中英庚款董事會、國民政府外交部、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國民大會堂、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國民政府監察院、立法院，金陵大學圖書館，金陵女子大學圖書館、大禮堂，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氣象臺、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中央體育場、國立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醫院、國立美術陳列館、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古物保存庫、國立中央博物院、中山陵陵園郵局，華僑招待所、中國國貨銀行南京分行，中山陵、譚延闿墓等
1937-1949	4.5%	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門房等

表一 三大時段民族形式建筑比例
（注：各比例計算公式——各時段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現存）數量/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現存）總數=各時段民族形式建筑比例。數據來源：1、南京民國建筑網；2、根據實地考察計算）

2、建筑師因素
民族形式建筑作為南京近代建筑的一大特色，除了與上文所說的地區文化傳統，群體復興民族文化的心理，以及國民政府的城建政策導向有關以外，建筑的創造者——建筑師，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受到近代西方建筑師職業制度的影響，民國以后，中國的土木工程師與建筑師從傳統工匠中脫胎而來，有了獨立的職業身份。他們在國民政府與地方建筑管理規則，以及建筑師專業團體的行業保護制度下，逐步擁有選址、規劃、建筑設計的話語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在南京執業的建筑師，有不少還就地利、人和之便，在國民政府擔任行政要職，或是在高校擔任教員，普遍躋身精英階層。民國建筑師職業地位的提高，以及南京建筑師與國民政府之間的政治、文化關聯，使得他們成為民族形式建筑之“形”與“色”的直接掌控者。

下面，姑且從西方古典主義建筑的橫三段形式規律入手，將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劃分為檐部、墻身、臺基三個部位，分別解析三個部位在三大時段中的主要形態類型與造型特征，梳理出建筑形態的階段性演繹過程。結合潘谷西《中國建筑史》中，關于古代木構建筑特征的內容來說，文中的“檐部”主要涉及：屋脊、屋面、檐口、屋角，側山搏風板、搏風頭，及檐下斗栱、梁、枋、棟、椽等形與色。“墻身”主要涉及：檐墻與山墻，前者由檐下直抵臺基，包括其內門、窗、隔扇；后者由搏風板下山尖（山花）、上身、群肩等組成。“臺基”最早是為御潮防水，后用以表征建筑等級，文中的“臺基”部分，主要涉及：臺階、坡道、欄桿、普通臺基、須彌座臺基等。

建筑師	畢業院校與專業	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
趙志游	巴黎中央工藝學校，市政及土木工程專業	美齡宮
呂彥直	康奈爾大學，建筑系	中山陵、金陵女子大學
楊廷寶	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	中央體育場、國立中央研究院、中央醫院、大華大戲院、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門房、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中英庚款董事會
童寯	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	馬歇爾公館、國民政府外交部、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古物保存庫
范文照	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	國民政府鐵道部、勵志社、華僑招待所
盧樹森	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	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氣象臺、中山陵藏經樓
盧毓駿	巴黎國立公共工程大學	國民政府考試院建筑群、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奚福泉	德累斯頓工業大學和柏林工業大學，建筑系	國民大會堂、國立美術陳列館、中國國貨銀行南京分行
徐敬直、李惠伯	密歇根大學，建筑系	國立中央博物院
齊兆昌	密歇根大學，土木工程專業	金陵大學小禮拜堂
帕金斯﹒菲洛斯﹒漢密爾頓（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建筑專業	金陵大學
耶郎（俄國）		國民政府交通部
亨利﹒茂非（美國）	耶魯大學，美術專業	金陵女子大學、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紀念公墓

表二 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主要建筑師
（資料來源：1、實地考察；2、根據：汪曉茜 著，《大匠筑跡——民國時代的南京職業建筑師》，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整理）

三、建筑之“形”

觀覽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其形千變萬化、各有千秋，但是，一方面，由于當時的民族形式建筑具有表征國民政府正統性的政治意義，以及傳達民族文化復興思潮的社會文化內涵，因此，其多元化的建筑形態其實是統合在一定的組合規律與設計手法之下的；另一方面，上文所介紹的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師在求學經歷方面存在共性特征，即，幾乎所有的建筑師都接受了西方學院派布扎體系的設計教育。吳蔥的《在投影之外：建筑圖學的擴展性研究》一文中說道：“學院派”建筑教育體系因襲古典建筑傳統，訓練上鼓勵可以適用于任何風格的折衷主義；“學院派”重要的建筑訓練方法是要求學生掌握希臘、羅馬的古典柱式和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紀念建筑。設計原則是體現建筑的紀念性等。“學院派”建筑教育以其對建筑制圖的高度重視而著稱，受到古典主義制圖傳統和新興的畫法幾何學的影響，建筑表現保持古典主義的風格。在設計中，十分重視構圖原理，以及在比例尺度、對比微差、韻律序列、統一協調、虛實高低、線腳石縫、細部放大等方面的基本功。 《從學院派到包豪斯——關于中國近代建筑教育參照系的探討》一文認為：雖然康奈爾大學在啟蒙教學中摒棄了布扎體系從古典柱式學起的方法，哥倫比亞大學由學院派教學體系改承包豪斯，但是綜觀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建筑教育，依然籠罩著濃厚的布扎體系的古典主義氣息。基于海外求學的第一代中國建筑師所接受的布扎體系的教育背景，他們在進行民族形式建筑設計時，也更加擅長從橫三段、縱三段的古典主義建筑形式規律，以及推敲比例、尺度的角度入手，協調中西方建筑要素的關系。在這方面，賴德霖的《筑林七賢——現代中國建筑師與傳統的對話七例》，曾就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博愛坊與祭堂，楊廷寶設計的中央體育場田徑場牌樓，與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的正立面比例詳加分析，最后得出結論：建筑師“采用了西方古典建筑師所偏愛的理想比例”，是“在中國風格的建筑設計中融入學院派建筑學理論所體現的構圖原則，或者說是用西方建筑的比例修正中國原形” 。基于此，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造型原則與西方古典建筑一脈相承，所有造型要素都經過西方古典建筑美學標準的提煉與修正，因此其建筑形制是有規律可循的，真正實現了造型手法的多元一體、和而不同。

根據筆者整理的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師情況，發現：第一，從事這些民族形式建筑設計的建筑師，絕大多數都有海外求學的經歷。其中，金陵女子大學、中山陵的主要設計者呂彥直，畢業于康奈爾大學建筑系，并在亨利﹒茂菲建筑事務所實習。中央體育場、國立中央研究院、中央醫院、大華大戲院、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中英庚款董事會等的主要設計者楊廷寶，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并在保羅﹒克芮建筑師事務所實習過。馬歇爾公館、國民政府外交部、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古物保存庫等主要設計師童寯，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國民政府鐵道部、勵志社、華僑招待所等主要設計師范文照，也是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國民大會堂、國立美術陳列館、中國國貨銀行南京分行等主要設計者奚福泉，畢業于德累斯頓工業大學和柏林工業大學建筑系。國立中央博物院的主要設計師徐敬直、李惠伯，均畢業于密歇根大學建筑系。此外，也有一些來華外籍建筑師同留學歸國建筑師或是本土建筑師，聯合打造出民族形式建筑。如，國民政府交通部，由上海協隆洋行的俄國建筑師耶郎設計，辛峰記營造廠承建。金陵大學禮拜堂和西大樓由美國芝加哥帕金斯建筑事務所設計，陳明記營造廠承建，北大樓、東大樓與小禮拜堂，則有金陵大學工程處主管，畢業于密歇根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的齊兆昌參與設計。金陵女子大學由亨利﹒茂非和茂非建筑事務所設計師呂彥直共同設計，陳明記營造廠承建。第二，上述留學歸國建筑師中，楊廷寶是中國傳統建筑研究機構——營造學社的中堅人物。滿清遺族童寯認同中國傳統文士精神，并潛心研習宋元文人畫，對江南園林研究非常深入，作為近代中國古典園林研究第一人，童寯曾撰寫《江南園林志》。范文照任職中國建筑師學會副會長，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前積極響應國民政府的“中國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奚福泉的博士研究課題為清朝皇帝陵墓建筑，并于1944年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呂彥直出身清末官宦之家，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畢業后進入茂非建筑事務所，幫助亨利﹒茂菲繪制整理了故宮大量建筑圖案。由這些簡要介紹可知，當年從事民族形式建筑設計的中國建筑師，他們學貫中西的文化素養，是其可以在建筑中呈現“中國固有形式”的基本條件。第三，在上述民族形式建筑師中，也有少數來華建筑師。其中，帕金斯建筑事務所和茂非建筑事務所，所承建的皆為1927年以前的教會大學——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大學。外國建筑師也從事民族形式建筑設計，主要與以下兩方面相關：一方面，為了教會學校招生之便，以及基督教融入華人生活，他們遂從建筑入手，在屋頂造型與建筑裝飾中體現民族文化特色，以便順應二十世紀初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本色化”運動 ；另一方面，也與建筑師的中國文化情結有關。例如，亨利﹒茂非在1914年游覽了紫禁城以后，曾經寫下這句話：“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在其他任何國家、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找到如此宏偉壯麗的建筑了。”此后，他將事業重心放到中國建筑傳統和西方先進建筑理論與技術相結合的探索與實踐中。他在1926年5月出版的《中美工程師學會會刊》的一篇文章中說：“我越深入了解那些由中國古代偉大的工匠建造的優美、豐富、高雅的中國古建筑，我就越發肯定，把如此美妙的藝術從單純的考古研究轉化為當今鮮活的建筑學，是值得我去花費所有時間和費用的。這樣也就為中國，也為世界保留住這一璀璨的遺產。” 他對中國傳統建筑的情結一直延續到回美國的執業生涯，這使他成為最了解中國建筑的西方人。（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主要建筑師求學背景及其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見表二）

1、檐部
根據筆者整理的民族形式建筑素材，發現檐部形態主要分為以下幾類：
一、1910年至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1、十字脊塔樓+九脊歇山頂；2、懸山式閣樓+九脊歇山頂；3、九脊歇山頂+硬山式屋頂+單坡披檐，4、卷棚式屋頂。主要的四類檐部造型特征為：1、多采用煙灰色筒瓦、板瓦；2、檐下斗栱消失，或是坐斗、栱、升、墊栱板等構件勾勒出藍綠紅相間的顏色，使其轉型為裝飾構件。前者以金陵大學建筑群為代表，后者則以金陵女子大學建筑群為典型。3、挑檐枋有些簡潔無飾，有些裝飾青、藍色為主的旋子彩畫，后者又以金陵女子大學文學館為典型；4、磨磚對縫封檐或采用紅色木板封檐；5、吞脊獸與檐部色彩統一，造型淳樸有力；6、側山搏風板上的綬帶、卷草紋飾皆已簡化處理，吉祥紋飾多以幾何形態呈現。也有在側山上開高窗，并裸露抬梁式建筑結構的做法，如金陵女子大學建筑群。

二、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日軍侵襲導致國民政府遷都：這期間檐部造型出現兩大分化，其一，為中國傳統建筑大屋頂樣式，具體可分為：1、廡殿頂+九脊歇山頂；2、重檐攢尖頂+歇山頂；3、重檐歇山頂；4、廡殿頂+小閣樓；5、歇山頂+小閣樓；6、重檐廡殿頂；7、懸山頂+歇山頂；8、廡殿頂。檐部造型特征：1、檐部材料趨于多元化，除煙灰色筒瓦、板瓦以外，出現棕黃色、土紅色、藍色、綠色琉璃筒瓦材質，如美齡宮、中山陵建筑群、國立中央博物院、勵志社、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舊址、中英庚款董事會等；2、部分建筑的檐下出現斗栱，多采用尺度較小、排布較密的清式裝飾性的斗栱，如國民政府考試院東大門檐下的一斗三升斗栱，中山陵祭堂檐下的坐斗和栱的組合構件。但也不排除有體量粗碩，發揮承重功能的斗栱，如國立中央博物院檐下仿遼式結構的斗栱。因其粗壯的造型與承重作用，使得國立中央博物院的檐部升起，減緩了大屋頂的沉重感；3、檐下額枋多施彩繪，大多采用旋子彩畫的圖形結構，或以青綠黃色為主，或以淺浮雕素色成型。前者如勵志社、華僑招待所、美齡宮，后者如中山陵祭堂、享殿等。門廊頂部多為天花梁枋組成的井字式框架，其上繪制團龍、翔鳳、瑞獸、花卉、幾何紋飾，色彩濃烈，如美齡宮門廊天花。也有淺浮雕素色幾何紋飾的。4、重檐屋頂之間間距較大，多設置采光窗口。這是從使用功能入手，對中國傳統重檐屋頂的改良設計。如國民政府鐵道部、美齡宮、勵志社等。5、吞脊獸與檐部色彩統一。檐部材質、色彩多元化，鴟尾（吞脊獸）的色彩也趨于多樣化，但是，整體造型簡潔，有向幾何化演變的趨勢，同時，較少出現垂脊走獸。在這方面，國立中央博物院與美齡宮比較特殊。國立中央博物院由于仿遼式建筑，而各有四個垂脊走獸。美齡宮因其仿清代官式建筑，且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行宮的建筑定位，建筑每條垂脊上各排布五個仙人走獸。

其二，為平頂建筑樣式。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在南京出現的平頂，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現代板式混凝土建筑的影響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源自民國第一批留學歸國建筑師，對中國傳統建筑重禮制象征含義與外形，而輕功用與技術的質疑與矯正。梁思成在《致東北大學建筑系第一班畢業生信》中指出：“建筑的合用、堅固、美三元素中，合用居首，建筑是否合用與人民的生活條件、健康水平，與工商業的生產效率都有著直接的關系，建筑如不合用，可能會增加人民的死亡病痛，增加工商業的損失，所以我們有義務去保護他們的生命，增加他們的生產，這在平時已極為重要，當此國難之際尤為要緊。”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平頂建筑深得一部分留洋歸國建筑師，如童寯、范文照、楊廷寶等歡迎，但是，一來，它的出現使得由中國傳統大屋頂建筑構成的美麗天際線消失，二來，也與國民政府“中國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相悖。因此，為了調和現代建筑形態與中國傳統建筑構件之間的矛盾，也是由童寯、楊廷寶、奚福泉等建筑師領軍，邁上了中西方建筑要素的創新結合之路，他們在兼容建筑的科學性與民族性方面，發揮了示范作用。筆者整理收集的平頂式民族形式建筑主要有：童寯設計的國民政府外交部，楊廷寶設計的中央醫院舊址建筑群，奚福泉設計的國民大會堂與國立美術陳列館等。歸納其檐部造型特征，會發現：設計師改變了中國北方官式建筑中的檐下構件——斗栱、昂等的形態與結構，并裝飾在平頂下方。具體表現為：1、坐斗與栱的結合，如國民政府外交部檐部；2、夸大補間鋪座相接處的栱眼，并處理成鏤空幾何形態，如中央醫院舊址建筑的檐部；3、在檐部架設廊架，并于廊架梁柱之間增加幾何形插角，其上浮雕拐子紋，如中央醫院舊址主大樓的檐部，國立美術陳列館側立面的檐部；4、檐下增設螞蚱頭，多為淺浮雕祥云樣式，如中央醫院舊址主大樓門廊的檐部；5、檐下仿照彩畫的圖形結構，浮塑拐子紋，并在浮塑的彩畫裝飾之下增設螞蚱頭，如國立美術陳列館、國民大會堂的檐部。上述檐部造型的共性特征在于：1、皆消解了其原型——斗栱、昂頭的承重功能，而轉型成純粹裝飾構件；2、因其裝飾意義，所以縮小了構件的體量與尺度，大多形態緊湊，并未影響現代板式混凝土建筑的形態特征；3、檐部傳統構件或彩畫裝飾一般采用淺浮雕或浮塑，素色成型，使得檐部色彩與素雅的建筑外觀相統一。

三、1937年南京淪陷至1949年國民政府遷離大陸。從國民政府遷都西南到還都南京的八年間，也正是抗戰爆發、南京淪陷，汪偽政權在南京建立的時候。汪偽政權期間的文化建設具有二重性：一個是文化建設的積極性，表現為整理古典文獻，普及傳統文化，以及借助非官方人士的民間結社推動高等教育的發展；一個是文化管控的殖民性，表現為汪偽政權的官員，以及與其關系密切的民間社團，積極配合日軍，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美化法西斯侵略，譯介具有奴化意識的作品。綜合考察此階段的城市建設與民族形式建筑情況，認為：由于戰爭與淪陷區經濟惡化，這八年間的南京城市建設幾乎無所作為。1945年抗戰結束，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到1946年2月，已有國大代表、國民參政會參議院、國民黨中央黨政機關要員等1000余人抵達南京。據統計，當時隨政府還都的公教人員及其家屬，應在43萬人以上，因此滿足他們的辦公用房和住宿需求，是還都南京要面臨的巨大問題。《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還都紀實》說道：當時解決房產的途徑主要有三條：一是國民政府軍政要員接收敵產和搶占敵產房屋，作為自己的公館、別墅；二是國民政府從聯合國救助署撥借法幣10億元充作建房費用，并向美國訂購簡易活動用房1700余棟；三是國民政府出資修繕戰爭中遭到破壞的行政、辦公大樓，予以延用。當時的國民政府還都令稱：“唯是大戰之后，民生艱困，國力凋敝，亟欲與民休息，恢復元氣，努力建設，保持戰果。”但是很不幸，內戰爆發，國民政府還都令中的美好藍圖化作泡影。在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四年中，南京的城市建設稍有起色，又因內戰來襲，很快凋敝。據實地調研和文獻記載發現，這期間新建的民族形式建筑十分稀少，比較有代表性的，僅有1946年為還都慶典而在國民大會堂前搭建的牌樓， 1947年楊廷寶設計、新金記康號營造廠承建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以及楊廷寶設計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舊址一側的門房等等。其中，牌樓遺址無存。就現存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與資源委員會舊址門房的檐部形態特征來看，均為綠色琉璃筒瓦覆蓋屋架，挑檐枋仿旋子彩畫結構，但枋心與藻頭圖案具有幾何化傾向，斗栱消失，檐下撒出栗色椽頭。從檐部類型來看，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舊址為歇山式，而資源委員會舊址門房為廡殿式。由此可見，此階段民族形式建筑延續了第二階段的特征，但由于建筑總量減少，形態類型也大幅減少，多以單檐廡殿頂或單檐歇山頂出現，其上并無復雜的造型，正脊端的鴟吻、垂脊端的裝飾也都有簡化與幾何化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資源委員會舊址一側，門房的正脊中部，添飾了一個四坡頂三開間的小型綠色琉璃建筑裝飾，這與金陵女子大學600號建筑的正脊裝飾如出一轍，堪稱別致。

2、墻身
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墻身與南京地區傳統建筑墻身相比，存在較大的變化，例如：劃分傳統建筑開間的立柱部分消失；檐墻上的采光窗口面積增大；傳統建筑中一般不開窗戶或只開設高窗的山墻上，也普遍出現開設長條窗的現象。墻身形態的變化，與以下幾個因素相關：（1）近代民族形式建筑中多采用磚混乃至鋼混結構，其承重能力普遍強于傳統磚木結構，因此，可為墻身上大面積開窗提供結構條件；（2）來華外籍建筑師與留學歸國建筑師，將學院派在建筑中保持古典主義的做法，沿用在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中，并力求在建筑立面上因襲古典建筑傳統。而在墻身上等距排列長條窗，恰是文藝復興以后意大利、德國、法國等歐洲府邸的立面處理方式。（3）從功能分析入手的西方現代主義設計，促使當時的建筑師反思中國傳統建筑“重道（禮制）輕技（功能）”的固有觀念，嘗試將理性、實用的現代設計觀念，與值得傳承的中國傳統建筑形式相結合。重功能的現代設計觀念，使得當時的建筑師聚焦功能分區、交通流線、采光通風、保溫隔熱等實際功用與技術方面的問題。基于此，不少民族形式建筑增大采光窗口，甚至突破了山墻上不開大窗的傳統建筑風水禁忌，旨在改變中國傳統建筑檐部深遠，影響采光的弊端。

近代建筑史的時間下限，主要有1949年，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等多種說法。根據1961年的《中國近代建筑簡史》、潘谷西的《中國建筑史》、楊秉德的《中國近代城市與建筑》等權威專著來看，他們一致認為1840年到1949年是中國近代建筑史的時間區間，并在這一百多年中譜寫了民族形式建筑探索的三部曲。因此，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時間下限，定為1949年。

二、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1937年日軍侵襲導致國民政府遷都。這一階段的墻身出現兩大分化：
其一，無立柱分割墻體，主要形態類型有：1、門廊+上部方窗或長條窗+左右數組長條窗。如，竣工于1934年的美齡宮；2、門廊+上部方窗或長條窗+左右數組拱券形窗，如建于1929年的勵志社中樓正立面；3、上部方窗或長條窗+中部數組拱券形窗，如建于1929年的勵志社中樓背面；4、門廊+上部方窗或長條窗+左右數組長方窗，如勵志社東樓正立面、國民政府外交部、中央醫院主大樓；5、下部居中六邊形門+上部方窗與陽臺+左右兩側長窗，如國民政府監察院、立法院舊址的正立面；6、入口數組大門+挑檐+上部長條窗+左右數組長條窗，如竣工于1936年的國民大會堂與國立美術陳列館。綜觀其墻身造型特征，可以發現：1、墻身基本構圖為中軸對稱，墻門或門廊是檐墻的焦點，其余的窗戶尺度、造型方面都比較統一，等距排列在門廊或墻門周邊，大多呈現一主二副三豎三橫的構圖網格。其中，一主為門廊或墻門與其上的方窗或長窗，由它們形成中段；二副指以門廊或墻門為中軸，陣列其兩側的各類門、窗，由它們形成左右兩段；一主二副構成縱向的三組構圖。而檐下一排窗戶、中部陣列窗戶與下部門廊或墻門所在墻身，則形成橫向三段構圖。由此可見，建筑立面總體構圖沿襲了西方古典主義的三段式，體現了西方學院派古典主義建筑傳統與中國古典建筑語匯的結合。2、墻身材質多元化，有用土紅色釉面磚貼飾表面的，如勵志社建筑群；有采用機制紅磚勾絲縫的，如中央體育場游泳場建筑；有用斬假石抹面與機制紅磚相間的，如中央醫院建筑群；有在外墻貼飾棕色面磚的，如中英庚款董事會舊址；有傳承清水青磚密砌的南京地方傳統的，如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舊址。因為材質多元，墻面色調亦更加豐富。3、逐步出現用金屬線條勾勒窗框窗欞的做法，為了同中國傳統建筑栗色木質線條的視覺效果一致，多將金屬線條漆成紅色或棕色。4、窗欞裝飾一如既往地簡潔，除了直欞式變體以外，尚出現雷紋裝飾。為確保采光，較繁密的雷紋緊鄰窗框，并未占據窗戶太多面積。如國民大會堂的主入口立面。

其二，有立柱分割墻身。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如：1930年竣工的國民政府鐵道部大樓，1935年竣工的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1937年竣工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大樓，1936年動工的國立中央博物院，1933年竣工的華僑招待所，建造于1926年至1931年的中山陵祭堂，建于1931年的中央體育場田徑場牌樓，1929年竣工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舊址的側山等。用立柱分割墻身的做法，在中國北方官式建筑與西方古典建筑中非常普遍。前者的立柱不僅用于支撐檐部，還用以規范室內柱網關系，建構起完善、縝密的木構架承重體系。而后者檐下與墻身上的立柱則與室內空間并無直接關系，它除了發揮承重功能以外，其主要價值在于調控立面比例，形成良好的構圖關系。那么，上述墻身有立柱的民族形式建筑，它們的立柱究竟為何存在，又遵循了怎樣的比例與尺度關系？這方面，賴德霖《筑林七賢——現代中國建筑師與傳統的對話七例》中，曾就呂彥直的中山陵祭堂，楊廷寶的中央體育場田徑場牌樓，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以及梁思成指導修繕的國立中央博物院，進行過專題研究。賴德霖通過測算柱高與面寬的比例，柱寬與柱間距的比例，柱徑與柱間距和柱軸線間距的比例，建筑高度與正脊到相隔平臺邊線的距離之比等等，得出結論：這些比例都是西方古典主義建筑所偏愛的理想比例，顯示了建筑師“借用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去規范中國風格新建筑的造型”的努力，以及用西方建筑的比例原則對中國原型進行修正，同時用中國語匯對西方原型進行“翻譯”的嘗試。
由于有立柱規范立面的比例與形態，因此，這類民族形式建筑墻身上的門、窗布局更講究序列感，窗間距與形態也更有規律。此外，除了中山陵祭堂的立柱，形態方整簡素無紋以外，其他諸類民族形式建筑的墻身立柱，多呈鮮明的紅色或栗色，這與整體素雅的墻身形成強烈對比。筆者揣測：立柱用色如此大膽，一方面，是為再現中國北方官式建筑的立柱色彩，表達民族文化復興之意，另一方面，用明快的立柱色彩，強化西方古典建筑立面的構圖關系，也表明建筑師采用西方古典建筑構圖原則和現代標準，重新詮釋中國傳統建筑文化，以及通過批判與改造，塑造出理想的具有中國風格的現代建筑的心路歷程。

三、1937年南京淪陷至1949年國民政府遷離大陸。如前文所述，在這個日軍侵襲，南京淪陷，汪偽政權開始殖民性的文化管控，以及內戰爆發的多事之秋，南京的城市建設幾乎停滯，僅在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后的一兩年內新建少量民族形式建筑。但是，一方面，抗戰和忙于內戰，導致國民政府國庫空虛，無心城市建設；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后簡潔無飾的現代主義建筑觀更加強勁地流播國內。這種板式墻體、外形規整、成本較低廉的建筑樣式，剛好可以滿足經濟衰頹的國民政府營造建筑的需求，因此，當時新建的民族形式建筑雖有一些傳承了大屋頂樣式，但墻身普遍沒有立柱，門窗布局也更加規則，現代板式建筑的墻體特征也就愈發明顯。如：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門房的正面墻身為一門兩窗、中軸對稱，門楣、窗楣上浮塑方勝、如意、卷草紋樣。因有灰色水泥抹面，紋樣顯得十分含蓄。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的墻身上，等距排列數扇長條窗，并由斬假石抹面區分出一二樓層。與此同時，此階段的建筑有些在密砌的青磚之外，抹飾米黃色水泥，有些采用機制紅磚，都使得色調更加明快，整潔的現代建筑氣息撲面而來。

3、臺基
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臺基也具有較明顯的階段性演變特征。具體而言：
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前的建筑臺基，主要有兩種組合方式，其一，多級踏步+欄板（或欄桿）+勒腳，如：金陵大學北大樓，金陵大學小禮堂，金陵大學禮堂等；其二，單純勒腳，如：金陵大學東、西大樓，金陵大學學生宿舍等。其在形態上的共性特征是：1、形態簡潔，并采用石材線腳，明確標示出勒腳的位置；2、地下空間的采光窗口或通風孔一般設置在勒腳上，如：金陵大學小禮堂一側勒腳上，有三個鏤空銅錢紋樣的窗口和兩個氣孔；3、勒腳所用材料大多與墻身統一，如：金陵大學建筑群的勒腳，均沿用了墻身的清水青磚密砌手法。金陵女子大學建筑群則為斬假石抹面，和米黃色水泥墻身的色彩統一。

二、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日軍侵襲導致國民政府遷都。此階段臺基的組合方式并無明顯變化，但是形態特征比第一階段更加多元，具體表現為：1、勒腳分化出比較清晰的上枋與圭腳，上枋出挑大多較遠，圭腳比較寬厚且突出墻體較多，如：國民政府外交部主樓的勒腳，勵志社中樓的勒腳等；2、多級踏步兩側的地袱、欄板、望柱更加注重裝飾，欄板多裝飾幾何化的海棠紋，望柱淺浮雕仰覆蓮裝飾，盆唇與尋杖之間裝飾云栱和寶瓶，地袱與末端望柱之間插接石板，其上陰刻云紋。如：勵志社中樓、美齡宮多級踏步兩側的欄桿，以及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樓臺基上的欄桿，該臺基居中設置拱券門洞，形制比較特別；3、有些臺基以須彌座為原型，但經過簡化處理，如：中山陵祭堂、享殿、博愛坊的臺基，中山陵音樂臺照壁的臺基，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入口牌樓的臺基，國民政府考試院東門的臺基，國民政府外交部主樓背面勒腳等；4、臺基材質大多與墻身不同，因此凸顯了檐部、墻身、臺基的三段式構圖關系。如：國民政府鐵道部、勵志社建筑群、國民政府外交部、中央醫院建筑群、華僑招待所、中央體育場游泳場建筑等，它們的勒腳皆為斬假石抹面；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建筑群為毛石砌筑；中英庚款董事會建筑勒腳采用棕色面磚貼飾；美齡宮的勒腳、欄桿、多級踏步，以及國立中央博物院主殿前的三段臺階與欄桿，皆用白石、青石。5、不少勒腳上未設置地下空間采光窗口和通風口，如：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中山陵祭堂、享殿，華僑招待所，國民大會堂側立面勒腳等。

三、1937年南京淪陷至國民政府遷離大陸。此階段的臺基基本延續前兩階段的組合方式，即，多級踏步+勒腳，或單純勒腳。但是，與第一階段相比，勒腳形態更趨簡潔，突出墻身五至十厘米；勒腳材質大多與墻身不統一，如，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一側門房的勒腳采用斬假石抹面，不論用材還是色調皆與墻身不同；臺基上有設置地下空間通風口的，也有未設置的，如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的臺基上設有通風口，而資源委員會門房未設置。與第二階段相比，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后新建的民族形式建筑，其勒腳的剖面形態比較平直，大多沒有結構清晰的上枋與圭腳；臺基中如有踏步，那么兩側的欄桿或欄板也未分化出清晰的地袱、欄板、望柱等結構，整體簡素無紋。綜合來看，此階段的臺基形態更加規整，裝飾幾乎消失，說明南京淪陷以后的十多年，經濟基礎薄弱導致城市建設無從考究，同時，緣于歐洲國家的現代主義設計觀，抽離了服務大眾的民主意識形態以后，憑借簡潔無飾的形式與較低廉的建設成本，在當時的南京尋得生長空間。

四、建筑之“色”

建筑色彩與其材質的關系密切。上文有關建筑之“形”的分析，已經簡要揭示了三個不同時段的檐部、墻身、臺基，在建筑材料上的異同與嬗變。在此，依舊回到這三個時段中，結合材料特性，分析建筑三大部位的色彩情況。

1、檐部
根據筆者整理的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圖片資料，發現：
一、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檐部以煙灰色筒瓦與板瓦為主，檐下彩畫并不多見，檐下常見栗色椽頭。金陵大學北大樓居中設置的鐘樓，和東大樓、西大樓的閣樓上，也多用栗色木材組成窗欞和窗框。同時，不可忽視金陵女子大學會議樓、科學館、文學館等，朱紅色的搏風板與山尖，以及檐下斗栱、柱頭、椽頭、雀替的紅、綠、藍相間的色彩關系，因此，這階段的檐部色彩以青灰、栗色、湖藍、朱紅色為主。
二、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日軍侵襲導致國民政府遷都。檐部材料趨于多樣化，灰色筒瓦、板瓦，棕黃色、土紅色、藍色、綠色琉璃筒瓦等皆有出現。此外，檐下旋子彩畫也逐步復興，當然，也不乏淺浮雕或浮塑彩畫結構的裝飾手法。總結該階段檐部色彩，可以發現：青灰、棕黃、土紅、藍、綠、黃、青、灰白等等，是主要設色。
三、1937年南京淪陷至1949年國民政府遷離大陸。由檐部綠色琉璃筒瓦，青、黃色旋子彩畫，栗色椽頭，以及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舊址檐下的深紅色搏風板、山尖等，可知此階段檐部色彩是比較明麗的。概括來說，青、綠、黃、栗色、深紅色為主要色彩。

2、墻身
墻身色彩也存在階段性演變特征，具體而言：
一、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墻身以南京地區傳統的清水青磚密砌而成，如金陵大學建筑群，也有在青磚外抹飾米黃色水泥的，如金陵女子大學建筑群。山花、門窗以深紅、朱紅或栗色為主，腰線、過梁用白色石材標示。同時，金陵女子大學建筑群墻身上顯赫的朱紅色立柱，綠、藍、紅相間的額枋與柱頭等，更使得朱紅為此階段典型設色。因此，該階段墻身呈現出青灰、米黃、灰白、棕紅色等相對素潔質樸的色彩，與艷麗的朱紅色并存的景象。
二、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日軍侵襲導致國民政府遷都。此階段的墻身，一方面因為所用材料更加多元，例如，除了清水青磚密砌以外，尚多見機制紅磚、棕色釉面磚、土黃色面磚、米黃色拉毛水泥、灰白色斬假石、灰白色石材等多種材質，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建筑上再現中國北方官式建筑中的大紅柱或栗色柱，加上門板、窗欞、窗框呈現朱紅或栗色等，因此，該階段的墻身色彩算得上異彩紛呈。歸納來看，以青灰、灰白、米黃、棕紅、朱紅為主。
三、1937年南京淪陷至1949年國民政府遷離大陸。調研為數不多的新建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后的民族形式建筑，可以發現：為了讓面積較大的墻身體現出現代建筑的特質，時常出現在第一、二階段的青灰色的清水青磚墻，在此階段并不多見，一般情況下都會在青磚外，抹飾米黃色、灰白色水泥，或是采用機制紅磚。但是，栗色門窗框、窗欞、門板等，則延續了前兩階段的特征。綜合來看，此階段墻身色彩主要有：米黃、灰白、淺紅、栗色等。

3、臺基
綜觀各個時段的建筑臺基，筆者認為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臺基色彩，是三個部位中最穩定的，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前最常出現的清水青磚密砌臺基，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斬假石臺基和毛石臺基，當然，也不可忽視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入口牌樓下部，仿須彌座造型的臺基，其外部抹飾青灰色水泥。歸納來看，臺基色彩主要為：青灰和灰白。

整理上述三部位在三個時段中的色彩情況，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主要設色為：青灰、栗色、朱紅、米黃、灰白。2、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前，建筑主要設色為：青灰、棕黃、土紅、藍、綠、黃、青、灰白、土黃、棕紅、朱紅。3、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后至國民政府遷離大陸，建筑整體色彩為：青、綠、黃、米黃、淺紅、栗色、灰白。
（三大時段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特征圖例列表，見末頁表三）

五、形色要素之承續

民族形式雖是八十年前風靡南京的主要建筑樣式，但是，一方面，推動其發生、發展、興盛的民族文化復興思潮，精英階層的中國傳統文化情結，以及第一代中國建筑師在兼容中西的基礎上，傳承“中國固有形式”的設計手法，對于倡導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當今設計來說，仍有啟發與借鑒意義；另一方面，民族形式建筑也高度應和了近代南京的主要地方特色，即，傳統文化根基深厚，西化、現代化進程不及上海、廣州、天津等租界城市、通商口岸。與此同時，頻頻出現在建筑上的中國北方官式建筑大屋頂，明麗的旋子彩畫，簡潔古雅的裝飾，以及馬歇爾公館上水戧發戧的江南特色的屋架，又折射出六朝古都的城市意象。因而，民族形式可被視為南京近代城建史上，最能展現歷史、地域文脈與時代精神的經典形式。

民族形式作為南京近代建筑的重要樣式，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即已出現在教會大學校舍和1910年南洋勸業會的農業展覽館上，當然后者今已無存。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其數量大幅增加，集中的路段增多，分布也更加廣泛。當時一批新建的機關公務類建筑，教科文體類建筑，部分官邸類建筑以及宗教陵墓類建筑，均以民族形式定位其建筑樣式，以響應國民政府的城建政策，鼓舞民眾的民族文化自信，引發民眾的文化自覺。據張年安、楊新華《南京民國建筑調查報告》顯示，1912年至1949年之間，南京遺留下西式折衷主義、民族形式、現代主義、Art Deco風情的900多萬平方米的近代建筑，以民國建筑為主體的近代建筑尚存900余處約1500余棟，165處被列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 這其中，民族形式建筑所屬級別普遍較高、分布區域較廣、集中路段較多。（見圖一）。

對此，南京市規劃局和文物保護部門相繼出臺《南京近現代優秀建筑保護規劃》、《南京重要近現代建筑及近現代建筑風貌區整治工作目標責任評價考核辦法》等規范性文件，有關近代建筑保護及其風貌區的整治工作，也如火如荼地進行。這時，便面臨兩個問題，其一，在民族形式建筑集中的路段與區域，如何拿捏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要素，并在整治該風貌區的現代建筑時，能夠將這些形色要素應用其中，讓現代建筑也煥發出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神韻，旨在求得統一的歷史風貌，展現民國首府的城市意象？其二，伴隨民國建筑熱，南京地區的室內設計也刮起了民國風。那么，如何在室內空間詮釋近代南京建筑的代表——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要素，以呈現近代南京的地域特色、歷史文脈？針對這兩個問題，筆者藉由兩個實際案例進行探討。

1、以《南京民國風貌區片之長江路段沿街建筑立面整治》為例
如上文所述，筆者經由實地調研和檢索文獻，已分別針對三大時段的民族形式建筑，歸納其橫向三部位（檐部、墻身、臺基）的形態類型、形態特征，以及與材料緊密相系的建筑色彩，那么，如何在現代建筑中再詮釋這些形色要素？民國第一批留學歸國建筑師，在設計民族形式建筑時，用西方古典建筑美學標準提煉與修正中國傳統建筑造型要素，用中國語匯對西方原型進行再塑造的手法，值得我們借鑒。在本案中，我們需要調整的是，將西方古典建筑美學標準和比例原則，置換成現代建筑美學觀念和結構方式。
本案中待整治的建筑，地處南京長江路國民大會堂和國立美術陳列館所在街區。國民大會堂和國立美術陳列館是近現代優秀建筑，竣工于1936年，由公利工程司建筑師奚福泉設計，上海陸根記營造廠承建，二者外形均為現代平頂式，相似度較高。它們的檐部特征為：1、檐下仿照彩畫的圖形結構，浮塑拐子紋；2、浮塑的彩畫裝飾下部，伸出浮塑了拐子紋的螞蚱頭；3、在側立面的檐部架設廊架，并于廊架的梁柱之間增加幾何形插角，其上浮塑拐子紋。墻身形態類型為：入口數組大門+挑檐+上部長條窗。其形態特征為：1、無立柱分割墻身；2、墻身基本構圖為中軸對稱，表現為一主二副三豎三橫的構圖網格；3、用漆成紅色的金屬線條勾勒窗框窗欞；4、窗欞裝飾以直欞式變體為主，臨窗框處對稱設置雷紋裝飾。臺基為純粹勒腳，其形態特征為：1、勒腳分化出上枋與圭腳，上枋出挑較遠，圭腳比較寬厚且突出墻體較多；2、勒腳上未設置地下空間的采光窗口和通風口；3、臺基材質與墻身一致，均為斬假石。建筑色彩關系為：大面積灰白+局部土紅。（國立美術陳列館，見圖二）

圖二 國立美術陳列館（今江蘇省美術館。圖片來源：實拍）

該街區中被整治的現代建筑主要有：蘇美達大廈、商業寫字樓、漢府飯店、南京市第九中學等，這些建筑的立面較新、形制規整，但無一例外地與兩棟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風貌，相去甚遠。在現代建筑中再詮釋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要素時，我們的處理手法是：1、形態方面：（1）以國民大會堂和國立美術陳列館的檐部、墻身、臺基的形態類型與形態特征為原型，順應現代建筑美學重使用功能，重視點、線、面、體塊交接穿插的結構關系，而輕繁瑣裝飾的觀念，嘗試進一步簡化原型中檐部、窗欞的裝飾，增大采光窗口面積，強化立柱、墻體與檐部組合過程中形成的空間關系；（2）不拘泥于原型中的混凝土砌塊材料，可使用更能體現現代都市氣質的釉面磚、花崗巖、鋁塑板等。2、色彩方面：由于建筑色彩是影響公眾建構城市意象的重要因素，因此，為了確保近、現代建筑風貌的一致性，該街區內所有建筑色彩皆以大面積灰白+局部土紅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