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 2020中國資本市場信息質量暨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指數白皮書

    在2019年首度發布白皮書的基礎上,2020年,我們對中國資本市場信息披露的現狀進行了進一步通訊調查,結果顯示,股東作為上市公司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是公司信披時主要考慮的對象,分析師、其他投資者和政府也是重點考慮對象;信息披露的合規性,是中國上市公司信披時的重要考慮因素,但是中國資本市場仍然存在財務信息可靠性的問題;與分析師和機構投資者非公開的溝通是上市公司對外信息披露的重要渠道,溝通的主要內容和公司業績、公司戰略以及行業的發展趨勢有關;投資者組成、違規處罰的力度和政府角色是中美資本市場的重要差別,這些差別影響了中國上市公司的信息質量。

    同時,對第二屆信息透明度指數排名前500公司的統計分析顯示,高透明度公司的市值、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股票市場回報率都較高,顯示投資者對高透明度給予回報,其中,國企和民企的數量相當,國企平均指數得分略高于民企。

    光華-羅特曼信息和資本市場研究中心

    本文由北京大學和多倫多大學盧海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成員宋祿霖、李丹完成

    正 文

    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是維護資本市場公平、公正的核心,是保護投資者的重要途徑。為了評估中國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水平,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的支持下,光華—羅特曼信息和資本市場研究中心(簡稱“研究中心”)與新財富合作,研制并每年度通過中國資本市場信息質量白皮書發布中國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指數。

    在探尋中國資本市場信息披露現狀方面,研究中心和新財富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聯系信息透明度指數排名前500的上市公司董事會辦公室,邀請這些公司參與通訊調查,從利益相關者、公開信息披露實務及其質量、非公開對外溝通的渠道以及中美資本市場的差異四個角度調研了上市公司對信息披露的想法。我們共收到153家公司的詳細回復,回復率為30.6%。

    在中國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指數方面,我們結合了主觀指標(市場參與者的觀點)和客觀指標(上市公司會計盈余質量、監管機構的調查和處罰記錄以及基于機器學習的媒體評價)構建指數,旨在全面綜合反映上市公司的信息質量和透明度。該指數于2019年5月首次發布,并持續在每年的春天進行更新,2020年為第二度更新。

    中國資本市場的環境和傳統發達國家資本市場有一些根本性的差異,除了股東,政府、銀行、供應商、顧客等其他利益相關者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以其他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為主體和以股東(Shareholder)為主體的資本市場在信息傳播和法律風險上都有所不同。同時,中國股市中的個體投資者比例也明顯高于發達國家。在2019年的白皮書中,我們考察了中國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現狀,通過對部分上市公司的通訊和實地調查,直接捕捉到公司高管在信息處理和披露工作上的觀點和經驗。在2020年的白皮書里,我們繼續在與2019年類似的調查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在利益相關者的框架下,中國資本市場中的信息披露有何特殊性。

    我們希望通過研究不斷總結并分享信息透明度建設中可以借鑒的經驗,促進資本市場整體信息質量的提高,增加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信任,有效地提升資產配置質量。

    01中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利益相關者模式還是股東模式?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可能來自公司自身、地區和國家層面。其中,制度層面的因素對于我們理解中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至關重要。已有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的股東模式或是其他利益相關者模式對不同國家上市公司財務信息的披露產生了不同的作用,因此,理解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哪種模式至關重要。為此,我們詢問了上市公司以下幾個問題。

    公司的利益相關者有哪些?

    公司在做決策時,主要考慮的是決策對于公司利益相關者的影響,而對于不同公司,其利益相關者的構成可能并不相同。因此,我們調查了上市公司認為哪些人或部門是其主要利益相關者。結果顯示,97%的公司認為股東是主要的利益相關者,但同時有超過90%的公司認為客戶(94%)和員工(93%)也是主要的利益相關者(圖1)。有84%的公司認為供應商是其利益相關者。供應商和客戶分別構成了企業的上下游產業鏈,而客戶直接影響了企業的收入,可以解釋有相對更多的企業把客戶看作其利益相關者的原因。有68%的企業把當地政府看作其利益相關者,但只有29%的企業把中央政府看作其利益相關者。企業對待當地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差異,可能和企業日常經營活動中多與當地政府打交道有關,也可能由于我們調查樣本中的央企占比較小。最后,分別有58%和32%的公司認為銀行和社區也是其利益相關者。

    財務信息的使用者有哪些?

    公司預期的財務信息使用者決定了公司在進行財務信息披露時所考慮的因素,進而可能會影響披露的內容和時間。因此,我們有必要了解公司預期的財務信息使用者。如圖2所示,所有的公司都認為股東對公司提供的財務信息感興趣。同時有97%的公司認為分析師對其財務信息感興趣,這從側面反映出財務信息是分析師的一個重要信息來源。其次,超過80%的企業認為銀行和其他潛在投資者對公司的財務信息有需求。銀行利用財務信息來決定是否貸款給上市公司,同時也可以利用財務信息監測貸款及利息安全償還的可能性。其他投資者也會利用財務信息來決定是否投資該公司。超過50%的公司認為,政府(68%)、客戶(62%)、供應商(55%)和員工(52%)會關心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

    信息披露時的考慮對象如何排序?

    我們詢問了上市公司在考慮信息披露的內容和渠道時,對各個利益相關者的考慮順序。如果排第一則視作是重要,排第二為比較重要,排第三為一般重要。結果顯示,股東是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的時候考慮最多的利益相關者,其次是分析師、其他潛在投資者和政府(圖3)。這和財務信息的使用者排序一致。但是,上市公司在進行信息披露時,較少考慮客戶、銀行、員工和供應商。銀行被上市公司視為財務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但其在披露信息時卻較少考慮銀行。政府是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時考慮的對象,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監管的需要,公司在信息披露時不僅考慮了政府的信息需求,也考慮了信息披露是否合規并符合監管要求。

    利益相關者獲得財務信息的途徑有哪些?

    99%的公司表示,其利益相關者通過公開的財務報表和報告了解公司的財務和其他重要信息。也有92%的公司通過公開的自愿信息披露的途徑,如投資者會議等,向利益相關者傳遞信息。重要的是,有22%的公司表示,會通過非正式的交流和通報的途徑,如現場調研、電話等,向利益相關者傳遞財務或其他重要信息。而中小投資者很難通過類似渠道獲取相關信息,造成中小投資者相對于機構投資者的信息劣勢,了解這些非正式的交流和通報的頻率和內容也就變得相對重要。

    02公開信息披露:

    中國公司怎么做,怎么想?

    顯然,公開的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的股東、分析師、其他投資者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獲取公司信息的重要途徑。據此,我們從財務信息披露、財務信息可靠性和自愿公開信息披露3個角度,進一步探究了中國上市公司的公開信息披露現狀。

    準確、合規與目標設置:財務信息披露中的考量

    上市公司對于會計信息特征的追求,決定其信息披露的內容及質量。我們在調查中請上市公司對不同的會計信息特征進行排序。結果顯示,準確性和符合會計標準是中國上市公司最為看重的兩個會計信息特征,這一點主要與上市公司要避免受到違規處罰和投資者訴訟有關(圖4)。其次,會計信息的時效性排在第三,這一點和我們2019年觀察到的公司對于好消息和壞消息的披露速度沒有差別相符。會計信息的透明性排在第四,表明中國上市公司對于會計信息是否能夠反映公司的實際經營狀況并不看重。最后,上市公司最不看重會計信息的穩健性。以往的研究發現大陸法系(Code Law)國家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穩健性要比海洋法系(Common Law)國家弱,我們問卷的發現與此一致。

    在做財務信息披露的決定時,所有公司都會考慮信息披露是否合規,這與公司注重會計信息是否符合會計標準一致。除此之外,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時還注重是否會對股票價格(79%)和聲譽(75%)有影響,以及披露的信息是否會引起媒體或公眾的關注(67%)。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時相對較少考慮對公司稅務的影響,只有50%的公司表示會考慮披露對稅務是否有影響。此外,有接近30%的公司都表示,在做信息披露的決定時,會考慮通過其他渠道和股東或者主要利益相關者溝通,再次說明部分公司存在非公開的信息溝通渠道(圖5)。

    在業績指標設置上,只有51%的公司表示會設置季度利潤目標。從企業性質來看,更多民營企業(55%)表示會做如此設置,國企則只有45%。通過進一步詢問,我們發現,在表示會設置季度利潤目標的公司中,63%的企業認為合理設定季度經營計劃,可以將年度經營目標分解,以便確保目標實現和預期管理;22%的企業將季度利潤目標用于內部激勵和業績考核;10%的企業表示是出于戰略規劃的需要;5%的企業是為了穩定市場預期。

    上市公司在考慮季度利潤目標設置時,最為重要的指標是上一年同季度的利潤,95%的企業表示上一年同季度利潤非常重要或者重要(圖6)。除此之外,上市公司非常關注季度利潤是盈利還是虧損(81%),季度利潤虧損可能表明公司經營狀況不穩定,財務健康程度較差。同時,上市公司還會和上季度的利潤進行比較(75%)。相對而言,它們并不十分看重分析師對季度利潤的預測。只有37%的公司認為達到分析師的預測是重要因素。這可能和中國市場上的部分券商并不鼓勵分析師進行盈余預測,盈余預測的準確性也不構成賣方分析師的關鍵考核指標有關。

    最后,對于設置利潤目標時主要考慮了哪些利益相關者的問題,99%的公司表示會考慮股東,92%的公司表示會考慮中小投資者,這都和前一部分的發現相一致。同時,不少公司表示會考慮員工(74%)、政府(56%)和銀行(42%)。

    造假的程度、信號與對策:探尋財務信息可靠性

    近年來,不斷有A股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業績暴雷的事件發生。盡管在我們指數前500家公司中,鮮有此類事件發生,但為了更好地了解相關情況,我們在問卷中詢問了A股上市公司整體存在的盈利操縱問題是否嚴重。15%的企業表示盈利操縱問題嚴重,24%的企業表示一般,11%的企業表示不嚴重,而有50%的企業拒絕回答或表示不清楚。由于社會偏好和認知偏差的存在,上市公司有動機去淡化盈利操縱問題。公司的商業活動處在頻繁溝通的社會網絡中,很難相信50%的公司都不清楚相關情況,我們認為這50%中的許多企業可能在隱晦地表示盈利操縱在A股市場確實是一個問題。

    為了進一步了解上市公司財務造假的方式和手段,以及可能的信號,我們通過開放問題的形式詢問了上市公司在并購交易中評估收購對象的盈利質量時,關注的指標或信號。39%的公司表示會關注利潤,包括利潤的來源、波動性和其他賬戶的匹配等(圖7)。也有39%的公司表示會關注企業是否有充足的現金流,現金流是否與利潤匹配。

    23%的企業表示會關注應收賬款,中國上市公司的應收賬款極有可能成為企業“藏污納垢”的場所。16%的企業表示會關注企業的負債結構及償債能力。12%的企業分別表示會關注營業收入和存貨情況,包括營業收入的構成和增長率、存貨增速及周轉率等。8%的企業分別表示會關注對方企業的商譽和關聯交易,企業計提商譽過高成為近年來企業暴雷的重要原因,同時企業有可能通過關聯交易虛增利潤。5%的企業會關注費用的突然降低。同時,受訪企業還提到會關注目標公司的盈利可持續性、管理層以及同行業公司的比較等。

    在回答如何減少財務造假和提高信息披露質量的途徑時,超過90%的公司都表示了對于加強監管的訴求,包括加強處罰力度、加強執法、加強對高管和審計師的責任和處罰等(圖8)。其次,提高審計質量(94%),強化管理層認知和企業文化(91%),提高會計準則質量(81%)和投資者教育(81%)等也被認為有助于減少財務造假和提高上市公司信披質量。我們在2019年(基于2018年的調查)詢問了同樣的問題,回答基本相似,加強監管處罰力度和培養企業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

    目前的會計準則中,有較多使用公允價值計量的趨勢,但又有人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方法會影響公司利潤的質量和投資者對公司的估值。35%的企業認為,公允價值計量確實有助于提高公司財務信息質量和促進投資者的準確估值,有59%的公司表示對信息質量沒有影響或者不清楚。只有6%的公司表示會損害財務信息質量。

    要不要披露更多:自愿信息披露中的權衡

    84%的受訪企業認為,自愿信息披露會給公司帶來好處,其余16%的企業不認為如此。129家認為自愿信息披露有好處的企業表示,首先,更好地將真實的經營情況與投資者溝通,會使其更加了解公司價值(59%),增強對公司的投資信心和認可度,為其做出投資決策提供基礎;其次,自愿信披會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和形象(39%);最后,有利于減少信息的不對稱(5%),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的規范運作和長期穩定發展(3%)。

    所有受訪公司都表示,會通過公司公告公開披露信息,調查結果和上市公司利益相關者獲得公司財務信息的途徑相符合。除此以外的公開披露途徑還包括業績說明會(82%)、公司官網(65%);媒體也是上市公司公開披露信息的一種便捷途徑,例如自媒體(如微信公眾號、微博等)(44%)和新聞媒體(44%);3%的公司通過其他(包括不定期的投資者調研活動、投資者接待、E互動、公開調研、交易所官網等)途徑公開披露信息(圖9)。

    公司在決定是否自愿披露某些信息時考慮的因素,和做財務信息披露時一致,59%的公司都提及會考慮自愿信息披露是否合規,符合監管要求(圖10)。其次,超過20%的公司表示會考慮市場以及投資者能否正確解讀該信息(25%),信披后對公司股價的影響(23%),以及該信息是否為投資者需要(22%)。此外,15%的公司表示會考慮披露信息對形象的影響,7%的公司擔心披露信息會造成商業機密的泄漏。

    03非公開對外溝通:

    機構投資者占據更多信息優勢

    在利益相關者的框架下,企業和重要利益相關者的信息交流并不完全依賴公開的直接的信息披露,非公開的溝通也可能是一種重要途徑。一方面,更多的非公開溝通能夠提供給投資者和重要利益相關者更多關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提高公司的信息環境;另一方面,這一途徑很有可能造成機構投資者和中小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得中小投資者處于信息劣勢。為了評估這一溝通渠道的影響,我們特別調查了上市公司與分析師及機構投資者之間非公開溝通的頻率與內容。

    賣方分析師對公司信息傳播有正面作用

    上市公司幾乎一致認為,賣方分析師對公司信息的傳播有作用,僅有5%的公司持不同意見。在肯定賣方分析師作用的公司中,46%提到他們能夠提供對公司更加專業的解讀,幫助投資者更好地了解公司。其次,27%的企業認為,賣方分析師能夠更好地傳遞公司價值。還有15%的公司認為賣方分析師能夠幫助上市公司擴大在資本市場的影響力和關注度,起到“擴音器”的作用。以上原因均有可能促進上市公司與分析師進行非公開的接觸。

    我們調查了上市公司與賣方分析師的交流頻率,結果顯示,12%的公司平均每年和分析師通話1-2次,45%的公司通話3-6次,20%的公司通話7-10次,還有24%的公司通話有10次以上(圖11)。上市公司與分析師面談的頻率要比通話頻率要低。64%的公司平均每年和分析師面談1-4次,23%的公司平均面談5-8次,12%的公司有10次及以上。只有1家上市公司表示1年之內從未與分析師有過通話或者面談??梢园l現,部分上市公司與賣方分析師保持著非常密切的交流。

    在交流內容上,78%的公司表示會溝通目前的經營情況和業績,40%的公司表示還會討論經營戰略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也有31%的公司會和分析師交流所在行業的發展趨勢與前景。另外,還有公司表示會和分析師溝通解讀已披露的信息和公告(14%)以及產品和市場(10%)等(圖12)。

    公司與機構投資者交流,誰是發起者?

    賣方分析師的服務對象是機構投資者,上市公司除了經常和賣方分析師溝通以外,也會和機構投資者直接交流。機構投資者作為上市公司現有或者潛在的股東,很容易能夠接觸到公司管理層并直接溝通,因此,我們詢問了雙方的接觸主要由哪方發起。28%的公司表示,會主動發起和機構投資者的溝通與交流,主要目的是傳遞公司信息,宣傳公司價值,吸引投資和進行投資者關系管理。同時,72%的公司表示接觸主要由對方發起。機構投資者主動聯系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公司的基本面、發展戰略及規劃,以及行業發展趨勢等信息。無論接觸是由哪一方發起,都可以緩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但是側重面有所不同。

    04上市公司眼中的中美資本市場:

    三大差異影響信息質量

    本次調查中,我們特別關注了中美市場信息披露的異同。因為制度、環境的不同,很有可能影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實踐。

    大部分受訪企業認為,主要投資者的組成(87%)、違法處罰的力度(71%)和政府角色(64%)是中美資本市場的最大差異;其次差異表現在會計準則(39%)、信息處理中介(分析師、審計師等)的角色(38%)、媒體的監管(37%)、財務報告和稅收系統(33%)上;還有少部分企業認為中美市場執法公正性(22%)和管理層的動機(21%)稍有不同;3%持其他觀點的企業認為兩地市場化程度、發展歷程、環境、制度、法律體系也存在差異(圖13)。

    美國資本市場以機構投資者為主,中國市場上則有較多的中小個人投資者。由于投資者群體的差異性,導致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也有所不同:機構投資者比個人投資者具備更專業的研究和分析能力、更理性的交易程序和原則,所以,美國信息披露工作更加強調披露的充分性和完整性,尤其是風險的披露程度高,讓投資者在充分了解公司風險因素的基礎上做出投資決策,公司的價值由市場來判定。而由于個人投資者的專業能力有限,中國企業在信息披露時會考慮將要披露的信息是否會造成投資者的錯誤解讀,進而導致公司的股價偏離公司的真實價值。最后,中小投資者缺乏有效的途徑對上市公司進行監督,敦促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質量。

    從違法處罰的力度看,美國股票上市實施注冊制,但上市以后的監管較為嚴格,再加上有強大的輿論曝光,一旦公司運營操作上發現違規,就會遭到嚴厲制裁,直至被勒令退市。而中國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較低,容易導致一些公司鋌而走險,出現虛假披露、隱瞞、誘導性披露等問題,造成信息披露質量的差異。

    在政府角色上,美國資本市場充分發揮自律監管組織和市場中介機構的力量,通過法律法規對證券市場集中統一管理。相較于中國市場,美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較為成熟、完整,信息披露范圍及質量更為廣泛嚴謹。中國資本市場以政府監管為主導,證券市場監管體系起步較晚,經過近30年的發展,已基本形成了由法律、法規、準則和規則等不同層次組成的,由粗到細的系統性框架體系。但受訪企業提到,中國資本市場存在政策不連貫不穩定的現象,為上市公司維持穩定的披露實踐造成了困難,同時也為違規披露提供了空間。

    05信息披露邁向高質量發展:

    科創板有正面溢出效應

    我們詢問了上市公司是否認為近十年來,中國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質量有明顯變化。140家(92%)企業都認為發生了變化,其中只有1家企業認為某些企業的信息披露造假更加嚴重了,其余的企業都認為信息披露朝著高質量的方向發展,包括更加規范、更加及時等。

    關于這些變化的發生,受訪企業表示中國資本市場監管的不斷加強,法制法規的不斷完善是主要原因。還有企業提到上市公司管理層的意識不斷加強,業務水平的提升也是原因之一。

    2019年7月22日,25家企業在科創板上市??苿摪宓耐瞥?,是否會對其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產生影響?64%的受訪企業表示會產生影響,且主要表現為正面的溢出效應。部分企業表示,科創板真正落實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證券發行注冊制,通過監管機構的審核和中介機構的專業把關,督促企業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地披露信息。在科創板注冊制逐步推進的情況下,市場對上市公司披露內容的完整性也會有更高要求,在語言的使用上也要更加直觀,更好地保證投資者能充分獲取并最大限度地理解披露信息??苿摪骞拘排|量的提高,能倒逼其他企業向其看齊,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

    06中國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指數:

    高信息質量、高透明度公司獲得高回報

    為全面反映上市公司的信息質量和透明度,我們今年繼續基于主觀指標(50%)和客觀指標(50%),推出2020中國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指數。主觀指標包含對分析師、機構投資者、上市公司董秘的調查(各占1/3權重);客觀指標包含財務報表分析(20%)、監管問詢記錄(20%)以及來自機器學習的媒體評估(10%)。指數樣本公司包含于2017年12月31日前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所有公司(主板、中小板、創業板),共3461家。

    這3461家公司中,指數得分排名前500的公司(簡稱“Top500公司”)堪稱佼佼者,我們對其作了進一步分析。

    Top500公司的平均透明度指數為3.12,其中,美的集團(000333)得分最高,為4.53。Top500公司中,超過25%都得到了分析師和機構投資者的推薦,超過75%得到了董秘的推薦。Top500公司很少受到監管機構的處罰和問詢,平均監管問詢得分為3.6。其平均盈余質量評分和媒體評分分別為4.8和4.29,均位于所有參評企業的前列。Top500公司中,制造業占絕大多數,超過了50%,這與制造業公司基數大有關。衛生與社會工作、金融業、采礦業、農林牧漁業和建筑業的公司平均指數得分較高。

    Top500公司有45%是民營企業,平均指數得分為3.08;55%為國有企業,平均指數得分為3.18,略高于民營企業。

    Top500公司中,有246家在上交所上市,其余254家在深交所上市,這其中有300家在主板上市,124家在中小板上市,76家在創業板上市。主板上市的企業平均指數得分較高,為3.16,中小板和創業板公司的平均指數得分接近,為3.07。

    從上市時間看,資歷深淺不同的公司在Top500內外均有所分布。Top500公司平均上市年限為12.4年,非Top500公司的平均上市年限為11.7年,略微偏低(圖14)。

    Top500公司在市值上要遠大于其他企業,平均市值分別為496億元和74.5億元。

    從代表盈利能力的總資產收益率(ROA)來看,Top500公司平均ROA比非Top500公司高出4.4%,凈資產收益率(ROE)的差距更大,相差近10%(圖15)。

    為了考察資本市場對高信息質量、高透明度公司的回報, 我們計算了Top500公司的累積股票回報(按市值加權),并與非Top500公司和上證指數進行了比較。我們選擇的周期是2018全年和2019年5月1日到12月13日,2019年1-4月為指數研制期,排除在外。

    2018年初以來,受中美貿易摩擦等宏觀因素影響,中國股市一直處于下行狀態,上證指數下降24.6%。Top500公司2018年的股票回報為-17.8%,然而非Top500公司的股票回報為-26.1%。2019年5月1日到12月13日,上證指數下跌了0.9%,Top500公司的累積股票回報不降反升,為4.5%,而非Top500公司的股票回報下跌1.1%(圖16)。這一結果說明,高信息質量的公司在資本市場中得到更好回報。這一結論和2019年相一致。

    光華-羅特曼信息和資本市場研究中心是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的共同支持下創辦的,中心將每年發布中英文白皮書和更新指數白皮書,2020年白皮書全文和指數排名前500公司名單另行在中心網站公布。

    感謝新財富在指數研制過程中的戰略合作與支持,感謝所有參與本次指數通訊調查的分析師、機構投資者、上市公司董秘,感謝參與實地調研的上市公司,感謝香港數行者公司提供媒體數據和輿情結果。

    盧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會計學教授,美國南加州大學工商管理博士。研究領域涉及資本市場監管、證券估值、公司管理和金融分析等。研究成果獲國內各大媒體和海外華爾街日報,美國證監會,加拿大投資工業監管組織等媒體和監管機構關注?,F為國際會計學術期刊 《當代會計研究》 編輯。2015年至2017年,在新加坡管理大學擔任全職教授和副院長,并在2015年至2016年擔任北美中國會計學教授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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