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笨人”楊琥——花20年編撰《李大釗年譜》只為讓李大釗活起來,站起來

    做學問要下笨功夫,就怕你不笨。這話是楊琥在清華讀碩士研究生時,導師劉桂生教授常對他說的。從2000年接受編撰任務,到2020年年底《李大釗年譜》正式出版,楊琥用20年時間、135萬字的成果向導師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在這20年里,楊琥閱讀了幾乎所有關于李大釗的著作和回憶文章;因最初還沒有數據庫可供檢索,他利用業余時間跑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從舊報刊、手稿、日記中挖掘原始資料,光是抄資料的筆記本就用掉了50余個;后期伏案寫作,更是寫到右胳膊抬不起來,要靠針灸緩解……

    今年7月29日,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名單公布,《李大釗年譜(上、下冊)》榮獲圖書獎。師友紛紛祝賀,楊琥既感榮幸,也很淡然。他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著手這項工作時,根本沒有任何雜念,只為呈現出心目中一個真實、豐富、立體的李大釗。

    35歲接受任務,北大人研究北大人

    “其實一開始也沒想到要花這么長時間。本來計劃五年收集資料,三年寫作,書稿可以趕在2009年李大釗120周年誕辰出版?!?/p>

    20多年前在北大讀博期間,楊琥的導師劉桂生教授是《李大釗全集》編輯組第一二卷的負責人。由于參與工作的多為老先生,需要一個年輕人經常跑圖書館核查引文和資料,楊琥就參與了進來,除了搜集資料,還給李大釗的文章做注釋。

    2000年,35歲的楊琥從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留校在北京大學黨史校史研究室工作。當時的研究室主任王學珍同時是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的會長。楊琥記得他當時找自己談新工作時說,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都是北大杰出的校長或學術先賢,校外的學者都在研究他們,可惜北大自己很少有人研究?!八麊栁?,你已經參加過《李大釗全集》的編選和注釋工作,博士論文又是做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的,愿不愿意編李大釗年譜?”因為這個安排與自己的專業志趣相近,楊琥欣然接受。

    對于如此重要的歷史人物,前人研究成果的豐富程度可想而知,僅僅閱讀這些研究成果并加以消化,就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不過,楊琥就是導師口中希望的“笨人”。經過研讀大量已有的論著,他發現當時的研究現狀存在“三多三少”的現象:重復成果多,原創性研究少;概念性論述多,實證研究少;政治宣傳性文章多,學術研究論著少。具體到年譜這一類別,雖然有幾種“李大釗年譜”或“李大釗生平紀年”,但內容比較簡略,“都是哪年哪月干了什么,就幾句話,沒有引用原始資料。即使提到李大釗的文章,也只注明了出處,沒有摘錄內容。還有更多的生平經歷和革命活動存在空白,需要填補?!?/p>

    楊琥給自己設定了一個目標,要為讀者展現出一個真實、豐富、立體的李大釗?!八麅H僅被理解為一個革命家是不夠的,我的書要讓大家認識到李大釗首先是一個學者、思想家,然后才是一個革命者。正因為他是一個思想家,才能率先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p>

    發現蘇甲榮日記,仿佛給他打了一針強心劑

    楊琥決定從最基礎的工作開始著手,他將李大釗的社會交往列了一個表,分為師長、同事朋友、學生等幾個層次,然后再根據交往的親疏程度,有目的地去尋找所有這些人的文集、日記、書信集和回憶錄,查找有關李大釗言行的各種記錄。

    2000年冬天,北大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在老館閣樓上發現了一些未經整理的舊書和文稿。得知這個消息,經過申請,楊琥被準許在館長辦公室翻閱這些老資料。

    “我仔細翻了一遍,發現兩本日記,一本是清華的,上面提到了費孝通。又去看另一本,這一看特別震驚,同時又非常驚喜,因為我發現里面記錄了五四運動當天的情況。這個內容太珍貴了,是以前我們發現的相關日記都沒有過的?!?/p>

    雖然并不清楚寫日記的人是誰,興奮的楊琥立刻開始抄錄5月3日、4日兩天的內容,然后再按時間順序從頭抄起。抄著抄著他就發現了日記主人與李大釗的交往,并從里面夾的一張條子確認了日記的主人叫蘇甲榮。

    “蘇甲榮是北大的一名學生,后來由李大釗介紹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從日記里可以看到,因為蘇甲榮是廣西人,李大釗曾讓另一個學生徐彥之找到蘇甲榮,希望在廣西設立一個《每周評論》的發行點。蘇甲榮自己也在辦一份刊物《致知》,邀請李大釗給他寫稿,李大釗撰寫了《平權之意義》一文交給了他?!?/p>

    楊琥還發現五四時期發生的一件很著名的事件,與日記里所記內容也對應上了?!耙粋€叫李超的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因為哥嫂反對女孩子讀書,中斷了她的經濟來源,結果在貧病交加中去世了。北京學界為李超召開了追悼大會,還邀請了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蔣夢麟進行演說,揭露當時社會男尊女卑的陋習。蘇甲榮和李超是老鄉,當晚他寫了追悼會的新聞,第二天發表在了《晨報》上?!?/p>

    最終,來自蘇甲榮日記的七八條內容被楊琥收錄進了年譜中,它們都提供了前人不知道的細節。楊琥仿佛被打了一針強心劑,從此對搜集和發現新資料的信心大增。

    在《新青年》的同人中,李大釗與胡適、周作人的密切交往已被學界所考,但與錢玄同的關系當時知之不多。楊琥得知錢玄同日記收藏在魯迅博物館,但不允許看原件?!爱敃r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楊天石老師正在主持整理錢玄同日記,我就找到他,楊老師非常大度和慷慨,他一整理完,就允許我摘抄了其中關于李大釗的內容?!?/p>

    “顧頡剛先生的日記也記錄了不少李大釗的活動,因為他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過,是李大釗的手下。我找到他的女兒顧潮老師,她說顧先生日記正在整理。日記出版后,她立即打電話給我,這樣,我也是盡早看到了這些資料?!?/p>

    此外還有楊昌濟、趙世炎、鄧中夏、瞿秋白、鄭振鐸……只要日記里提到李大釗或李守常三個字他都摘抄出來,而對魯迅、胡適、白堅武等人早已出版的日記,則是補充之前學者遺漏或舍棄的,不放過任何一條。

    李大釗不是一個孤立的人

    從錯綜的人際關系網中可以看出,李大釗擁有豐富的社會交往,而且社會交往面非常廣泛。

    隨著白堅武日記和蘇聯檔案的揭秘,李大釗為了推動革命,與吳佩孚之間的往來已經不是秘密。但他和閻錫山的聯絡工作,學術界所知不多。

    “北伐戰爭爆發后,南方的北伐軍進軍攻打吳佩孚,李大釗做閻錫山的工作,希望他不要站在北洋軍閥的一邊。最后這個工作他做通了,1927年三四月,閻錫山開始攻打張作霖?!?/p>

    楊琥在年譜里收錄了7封電報,都來自臺北“國史館”的閻錫山檔案,反映了李大釗作出的這些努力?!氨M管他沒有參加北伐軍,但他在北方運籌帷幄,動員了一切可以贊助、支持革命的力量。所以他寫文章說只要把最反動的軍閥打下去,哪怕原來是軍閥,能爭取過來也要爭取過來,參與到新的革命進程中?!睏铉f當時沒有“統一戰線”這個詞,但李大釗的實踐展現出來的就是“團結一切能團結人士”的策略和才能。

    中華職業教育社創始人黃炎培與李大釗之間的關系,也是楊琥沒有料到的,“黃炎培從事教育,人又在上海,我過去不知道他們還有來往?!?/p>

    2001年的“五四”,楊琥去國家博物館參加活動,順便打聽毛澤東的老師黎錦熙日記的下落。館里的一位老師告訴他這個日記特別珍貴,不能查看,但得知是為了搜集李大釗的資料,便說起館里有幾封信,其中一封是李大釗寫給他的好朋友霍侶白的,后面還附著別人的幾篇文章……因為手稿很珍貴,之前也沒有公開過,楊琥的執著最終打動了這位老師。在他的幫助下,楊琥意外發現并抄錄下了黃炎培的手稿。

    黃炎培這份手稿寫于1950年左右,回憶了自己拜訪李大釗的過程:……一九二二年,有友走告,中國共產黨人對我有所不諒。我不甚信之,終乃乎直投書先生,愿一席傾談,得復歡迎。乃從上海入京,專訪先生,從清晨談至近午……

    李大釗在青年時期還有一位關系密切的好友叫曾琦,是中國青年黨的領袖之一,也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創始人之一。然而因為青年黨反共,抗戰后期又站到國民黨一方,新中國成立后,研究者幾乎都不提曾琦的名字。李大釗為曾琦的《國體與青年》一書寫的序,也沒有收到“詩文集”和“選集”里去,以往的“李大釗年譜”更是很少涉及他們的交往。

    “這次的年譜我不僅收了這篇文章,還把曾琦日記里關于李大釗的內容全部引用了。他的日記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在臺灣出版了,但我們的研究者也從來沒有引用過?!?/p>

    楊琥認為李大釗不是一個孤立的人,所走的革命道路也是曲折的,身邊出現過各種各樣的人,盡管后來可能分道揚鑣了,但不能否認曾經交集的事實。

    擇其可信者而用之,其不可信者則棄之

    在年譜的編撰過程中,不斷對史料進行分析考辨,是楊琥面臨的一大難點,尤其對于那些流傳已久、深入人心的說法,他依然進行多方參證,“擇其可信者而用之,其不可信者則棄之?!薄澳详惐崩?,相約建黨”就是典型一例。

    “這個說法出自上世紀80年代,是對高一涵回憶的一個概括。高一涵在上世紀60年代寫過一篇回憶文章,講述了1920年2月李大釗從北京護送陳獨秀南下。后來學術界全部引用高一涵的回憶,其實這個回憶是有問題的。2001年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出版了一本《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他提出質疑說,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開北京時高一涵人在日本,盡管他回國后胡適、李大釗都可以把這件事講給他聽,但其中細節就值得懷疑了,因為高一涵在文中明確說陳李二人在途中商量成立中國共產黨?!?/p>

    楊琥注意到了石川禎浩的質疑,為了解決這個疑點查閱了很多資料?!拔矣职l現這個說法不是高一涵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而是1927年李大釗犧牲以后他在武漢追悼大會上說的,一個現場記者記錄下了這一句。追悼會后,高一涵本人又寫了一篇《李大釗同志略傳》,但在這篇文章里他并沒有提到相約建黨這件事。而上世紀60年代那篇回憶里,他也只是說到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南下,也沒有提成立共產黨?!?/p>

    楊琥認為,“南下途中相約建黨”的說法只出現過一次,而且是記者的記錄報道,很有可能出錯,從歷史學角度講又是一例孤證,不足以采信?!案咭缓恼逻€說當時就李大釗陳獨秀兩個人離開,而且是偷偷地從朝陽門出發南下。但羅章龍的回憶又說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開時,還有十幾個學生陪同他們出了德勝門。這些互相矛盾的說法只可以說明一點,陳獨秀南下是一件秘密的事情,誰也不清楚具體情況。究竟怎么離開的,途中說了什么,沒有人知道,只能存疑?!?/p>

    楊琥分析,李大釗從1918年7月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到1920年2月出現建黨的想法,可以說順理成章。但對陳獨秀來說,他的思想這時還沒有完全轉變,說他在離京途中與李大釗“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與他思想的實際狀況不相符合。

    “陳獨秀的思想真正產生轉變是到了上海以后。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上海,帶來俄國革命的圖書和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陳獨秀閱讀了這些著作,又與維經斯基深入交談。之后陳獨秀寫了一篇文章叫《談政治》,標志著他的思想真正站到了馬克思主義的一邊。1920年8月他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個黨組織,10月李大釗建立了北京的黨組織。如果說‘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在南下路上確定的不能成立,那么理解為一個發展過程還是可以成立的?!?/p>

    沒有這些公共空間,可以說就沒有李大釗

    在李大釗生活的時代,正是近代中國報刊傳媒、社團學會、新式學校等新生事物萌發成長的時代。李大釗接受了這些新生事物的培育,同時又參與到這些新生事物的開拓與發展中來。沒有這些公共空間,可以說就沒有李大釗,因此楊琥非常重視報紙雜志的閱讀搜集。

    《晨報》是前人利用最多的報紙,于是楊琥將目光重點投向《京報》和《大公報》這兩份京津地區的報紙。對李大釗參與創辦、編輯和撰稿的報刊,他則全部通讀。事實證明這樣的“笨功夫”為他帶來了不小的收獲。

    例如,1919年6月,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李大釗曾四處奔走營救,但此事在北方地區的報紙中不見記載。后來楊琥轉換思路,特意查閱上海出版的《時事新報》和《民國日報》,終于在6月23日這天找到了相關報道。

    《民國日報》刊登的《陳獨秀案之大疑團》寫道:最有研究之價值者,凡因獨秀事件之往來電報,概被電局扣留是也。北京李大釗君十九日致本埠章行嚴君快函曰:前大學同人曾以釗名致電先生在滬設法援救,已一周矣,竟無回電。

    1923年9月2日,蘇俄政府代表加拉罕抵達北京,是當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晨報》《京報》均報道了北京各界人士赴車站歡迎的消息,但關于李大釗是否參加了歡迎活動,這兩份報紙均未提及。而楊琥在9月3日的《大公報》上查到了一則《昨日各界歡迎加拉罕之盛況》的新聞明確寫道:……籌備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及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等,均在站歡迎。加氏下車出站,軍樂及各界人士,均隨后送之出站。

    在具體日期的考證上,楊琥也依靠舊報刊取得了一些突破。1916年5月李大釗從日本留學歸來參加反袁斗爭,但具體時間一直空白。根據《白堅武日記》記載,5月10日,他收到李大釗來電稱“不日來”。5月19日,白堅武從南京到上海與李大釗敘談。這樣就可以圈定李大釗是5月10日到19日之間回國的。楊琥立即去北大圖書館舊報刊室逐日查看當年5月《申報》上面登載的輪船進出口日期廣告,發現5月10日到19日從日本到上海的輪船航班一共有兩趟:13日禮拜六進口輪船,“八蟠丸,由日本,郵船會社”;17日禮拜三進口輪船,“山城丸,由長崎,郵船會社”。大致確定了李大釗是13日或17日抵達上海的。

    除此以外,吳佩孚擬請李大釗就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李大釗曾被北京女師大學生提名為校長人選之一、李大釗曾在國際大學演講等研究界從未涉及的史事,都在楊琥的一番努力下找到了證據。

    朝夕相伴20年,他為“譜主”總結了五大特質

    年譜是中國傳統的史學體例,屬于傳記的一種,從宋代就開始有了。不過比起人物傳,人物年譜更加客觀、完整、全面?!皩憘?,不知道的內容可以不寫,或者寫不下去可以回避,帶有主觀性。年譜不行,只要找到的內容都必須寫進去,不確定的也要下判斷。司馬遷寫的人物列傳一般人是達不到的,所以我認為,對歷史人物研究來說,年譜是較好的一種體例?!?/p>

    為了編撰這部《李大釗年譜》,楊琥研習了大量前人的年譜,并在形式上進行了一定的創新。

    我吸收了古人的做法,把每一年設置為譜主事略、時事紀要和詩文系年三種體例形式。譜主事略講生平活動,包括求學經歷、日常工作、政治活動、社會交往這些。時事紀要寫的是當年國內外的大事,或者跟他相關的人物的活動。詩文系年從1908年第一次寫詩開始,將他寫的詩、文章等全部收進來,有的是全文摘抄,有的是概括介紹。

    楊琥說,以往大部分年譜基本只有譜主事略,但這種單一的形式不能完整體現李大釗的豐富性和立體性,可能會造成“只看見政治活動,而忽略他的思想探索和思想主張”。他希望讀者能夠了解李大釗不僅是一個政治型的人物,還是一個思想家。與此同時,這樣分門別類的形式也方便讀者和其他研究者各取所需。

    年譜的體例決定了以年記事,楊琥詳細到月,甚至精確到每日,即便是日?;顒右惨涗涍M去。他認為,編撰者并不能一下子判斷出這個日常背后的意義,也許將來發現新的史料,就揭示出這些日?;顒与[藏著重大的決策。

    “而且你認為是日常,但對別的研究者來說不一定是日常。比如我記錄了很多李大釗和胡適、錢玄同的交往,就是吃飯。也有人跟我探討,這個記下來有意思嗎?我說沒意思也要寫,因為這個飯局上討論的是什么并不知道,將來一旦發現了其中一個人的日記或回憶,說不定就對上了?!?/p>

    楊琥舉了一個例子,1917年1月20日,錢玄同日記里第一次出現李大釗的名字就是記錄一次飯局:獨秀今晚宴客于慶華春,同座者為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釗、劉三諸公。

    “這個時候李大釗還沒有進入北大工作,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也不到一個月,但他在宴請沈尹默、劉三、高一涵這些舊友時邀請了李大釗,可見他們兩人的關系很密切。后來飯局上的陳獨秀、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釗、錢玄同這五個人都成為《新青年》的編委,經常在一起聚會?,F在看這個飯局是不是很重要?”

    楊琥說他們這代人從小看的都是宣傳革命先烈的書,又在上世紀80年代進入大學,理想主義色彩一直比較濃厚。與自己的研究對象朝夕相伴20年,從讀他的文章到一步一步進入他的世界,楊琥為李大釗總結了五個突出特質:忠貞的愛國情懷、世界文化的眼光、全球政治的頭腦、與時俱進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八淖匀簧m然已經結束了,但他的思想生命、文化生命、社會生命是長存的?!边@也是他多年來追蹤“譜主”軌跡的深刻體會。

    20年里,每當遇到疑難問題時,楊琥都會拜訪自己的導師劉桂生教授,今年已經91歲的導師也曾對他提出了希望,“你這部年譜,要讓李大釗活起來,站起來?!薄叭缃?,書稿已經完成,我深知遠未達到劉師的這一要求,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作為我今后努力的目標?!睏铉凇独畲筢撃曜V》的序言里最后寫道。

    原文鏈接:“笨人”楊琥|花20年編撰《李大釗年譜》只為讓李大釗活起來,站起來 (北京青年報 天天副刊 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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