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壯麟:回首往事,倏忽七十載——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生的追憶

    編者按:百余年來,北京大學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特別是北大的廣大離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斬浪中開拓前進,在披荊斬棘中開辟天地,他們的功業載入史冊,他們的精神歷久彌新。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憶文章。他們的回憶,從不同的側面,勾畫出北京大學的發展歷程,記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歷史,乃至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珍貴史料,也為我們理解北大傳統、傳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動的教科書。這是一封穿越時空的來信,更是一份矢志報國、不懈奮斗的青春宣言。

    個人簡介:胡壯麟,1933年3月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1950年進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學習,1952年院系調整后來到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習,1972年到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2005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外國語言學、功能語言學、語用學、英語教學法等。

    胡壯麟

    在戰亂中彷徨的上海少年

    1949年10月1日,五星紅旗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徐徐升起,新中國成立了!

    我當時在上海市一所天主教中學——私立圣芳濟中學剛升入高三,年僅16歲。4個多月前親歷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上海的歷史一刻。

    對一個年僅16歲的少年而言,新中國成立前,我思想上處于彷徨狀態。我先后經歷了上海處于美英法日統治的租界時代、以日寇占領上海為標志的抗日戰爭時期,以及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接收大員的回歸和隨之而來的腐敗與戰亂。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這個上海少年在內心深處對現實感到不滿,但又不知如何行動和求變。

    所幸我有機會接觸到來自解放區的進步思想。我家在江灣的住房被日寇炮火炸毀后,全家落難到上海法租界最邊緣的天平路。位于徐家匯的上海交通大學就在后馬路,我竟然能在交大校園里買到進步書籍,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解放區作家何其芳的《畫夢錄》和《夜歌》!這些書籍對我探求光明、迎接上海解放的影響很大。

    當解放軍在1949年5月25日清晨進入上海時,我激動萬分,在黑暗中期盼光明的情緒充分反映在下面這首短詩里:

    節日

    街上響起了人群的步履聲,

    說是人民的隊伍的,

    南中國歡躍得掉起淚了。

    黎明的第一次鐘聲敲響。

    我睜大雙眼,

    空間的黑暗再也擋不住我的視野。

    我要起來!我要起來!

    要喚醒睡著的同胞起來。

    鐘聲蕩漾著,

    又靜下去……

    窗外,零星的槍聲,

    驅散了夜鶯的私語。

    這詩意的一夜,

    誕生著一個偉大的節日?!獮樯虾=夥哦?/span>

    很慚愧,新中國成立后我雖然也曾積極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建團活動,但當組織上號召同學們報名隨同解放軍南下時,我卻鼓不起勇氣報名。在這個階段,我既要求進步,卻又不敢邁開步伐。

    那時候,我腦子里思考更多的是準備上大學,上哪個大學?哪個系?按理說,我從小在上海長大,上海有的是大學,如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光華大學、同濟大學等,不必為上大學發愁。但有兩件事一直在我心中困擾,久久不能擺脫。一方面,中學時我希望長大后能當個像蕭乾那樣的新聞記者。從這個角度來看,復旦大學和圣約翰大學都有新聞系,都是不錯的選擇。另一方面,我思想上也出現另一種遐想,希望能夠遠離家鄉去北京上學,既可以聽到何其芳《畫夢錄》中叮當的駱駝鈴聲,又可親臨以天安門為標志的新中國首都。

    就在這種猶豫不決的狀態下,我參加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那時尚無全國統考,而是分大區招生,如華東區、華北區、東北區等。一些私立大學則各自單獨招生。這樣,我報考了華北區的清華大學(外文系)、華東區的復旦大學(新聞系),以及兩所私立大學——圣約翰大學(新聞系)和滬江大學(英文系),整個暑假我馬不停蹄,四處奔跑。未想到我竟然被上述四所大學全部錄取,這下逼著我在上海和北京兩個地區、新聞和英文兩個系之間進行選擇。

    這時,我的一位潘姓鄰居向我提出這樣的建議:要做一名記者,外語功底必須好,不然不可能成為蕭乾那樣的優秀記者。因此,他勸我不妨先學英語,打好基礎,畢業后再去找記者的工作。碰巧,我去上海的清華同學會了解情況時,一些老學長跟我講清華很快會成立新聞系,將來可以轉系,于是我下定決心去了清華,成了清華大學外文系英語組的一名學生。

    第一次遠離家門去北京對我是一次鍛煉。上海的清華大學校友會組織我們新生集體北上,包了一輛專車,帶隊的是學長丁石孫,后來成為北大校長。

    清華、北大的大學歲月

    1950年9月,我跨入清華校門,在大操場報到后,便看到外文系的宣傳標語:“清華園是革命家庭,外國語乃斗爭武器?!蔽揖驮谶@樣一個“革命家庭”中度過兩年。

    1951年4月的一個下午,我在成府路一家小餐館里吃餛飩面,邊吃邊看飯桌上的《人民日報》,碰巧讀到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文。作者最后寫道:“親愛的朋友們,當你坐上早晨第一列電車走向工廠的時候,當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時候,當你喝完一杯豆漿,提著書包走向學校的時候,當你安安靜靜坐到辦公桌前計劃這一天工作的時候,當你向孩子嘴里塞著蘋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悠閑散步的時候,朋友,你是否意識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頓時我內心深處被打動了,是志愿軍的奮戰使我們得以過著平靜幸福的生活。不久,我們年級中黨團員最集中的俄語組同學積極報名參軍了,這再一次打動了我。由于沒有得到家中同意,我最終還是沒有決心報名參軍。沒過多久,學校為支援裝甲兵部隊做第二次參軍動員,我報名了。遺憾的是,體檢時我因高度近視,未被錄取。

    由于思想和行動上的進步表現,我于1951年12月被接收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沒多久,全國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我被清華大學校黨委派遣到北京市委參加這項工作,我所在小組的領導是北京大學黨委組織部部長謝青同志(1952年,院系調整后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在此期間,我萌生了入黨的念頭。起因是小組在3月8日婦女節進行紀念活動時,謝青說了這樣一段話:“大家不要認為革命勝利了,什么都解決了、變好了。我們的農村還很落后,婦女在農村中還是沒有地位,我們要繼續革命……”我立即表態要繼續提高覺悟,爭取入黨。

    北京的“三反”“五反”運動進入尾聲時,又動員一部分人員去支持上海的“三反”“五反”運動,我會講上海話,就被挑上了,于是又去上海參加了兩個多月的運動。由于經受了“三反”“五反”運動的考驗,清華外文系黨支部在暑期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同意我成為中共候補黨員。

    暑假開始,我們就提出去工廠勞動鍛煉,經清華大學校黨委請示北京市委后予以批準。我和外文系的部分團員及其他同學去了二七機車廠,另一部分人去了石景山鋼鐵廠。位于盧溝橋畔的二七機車廠具有“二七”大罷工的優良傳統,我們既能與工人師傅共同勞動,又接受了革命歷史教育。

    我們原定在二七機車廠勞動一個月,結果兩周后,我突然接到清華大學校方的指令,讓我立即返校,說另有任務?;匦:?,我獲知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國際會議——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即將召開,需要清華外文系學生支援。我們最初被安排在中山公園的幾個大廳住宿,白天集中學習。這時,我們才獲悉會議召開的背景:美國片面締結對日和約,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美國侵略者破壞朝鮮停戰談判,在亞洲區域到處建立軍事基地,準備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這使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與安全遭到嚴重威脅。如果說我進清華外文系一直接受的是“清華園是革命家庭”的教育,而這時我最能體會“外國語乃斗爭武器”的意義了。

    1952年暑假,教育部對中國高校進行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變革——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清華大學原來的文理學科合并到北京大學。我也轉學到了北大,亞太和平會議后的所謂“返?!辈皇腔厍迦A,而是直接到新北大報到。我到新北大后,曾協助東、西、俄團總支宣傳委員倪孟雄同志從事宣傳工作。不久,東、西、俄三系分別成立各自的團總支,我擔任西語系團總支書記。1953年夏,我在西語系黨支部轉正。

    這一時期,我仍然抱著“重政治,輕學習”的思想,對如何搞好學習很少考慮。沒多久,我開始感到有壓力了。那時毛主席發出“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號召,團中央隨即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大操場召開全市團總支書記以上干部會議進行傳達,我也參加了。此后,北大黨委、團委在不同場合多次要求黨團干部在“三好”中起表率作用,我與團總支委員和學生會干部不時研究該如何貫徹。

    胡壯麟北京大學畢業證書

    就“身體好”來說,按時起床、按時熄燈,黨團員要做出榜樣。值得一提的是,國家體委在北京市推行“勞衛制”,我在短跑、中跑、長跑、單杠、雙杠、跳高、跳遠、鉛球、體操、爬繩等10個項目上都達到優秀標準,光榮獲得“勞衛制”優秀獎章。

    “工作好”主要指黨、團、學生會、班級干部的社會活動,時間固定在下午2—4點,這也能做到。

    唯一讓我們感到難辦的是“學習好”,因為黨團干部每天午休后比其他同學少兩個小時的學習時間。當時發生過一件事,一天下午,我接到二年級團員的匯報,說他們班上的團干部在女生宿舍關上門大哭。我趕忙前去問個究竟,原來她們期末考試成績不好,沒有完成“學習好”的任務,沒法向組織交代,只能關門痛哭。我本人在班上考了個“4+”,處于中游。

    黨要干啥就干啥

    1954年畢業時,我的第一志愿是參軍,因為我對中學和大學時兩次號召參軍沒有報名一直感到心中有愧,第三次又因視力太差未能通過。再一個原因是清華外文系有個傳統,不同時期的黨支部書記畢業后都參軍了,他們是我的榜樣。

    北大東語系和西語系共有8位同學被通知去總參二部報到。報到時,干部處劉處長熱情地看著我們,說了一句讓我永遠難忘且富有感情的話:“你們是我黨在新中國成立后自己培養的第一批大學生?!?/p>

    我在總參二部先后擔任見習翻譯、翻譯、參謀等職。在新的崗位上,我立了一個大功。那時,美國欲在太平洋某個島嶼進行大規模的氫彈試驗,我將全部情況研究分析和整理后上報,二部部長劉少文將軍立刻轉報國防部彭德懷元帥,彭德懷又直接轉發中央書記處五位書記。為此,總參謀部政治部給我發了“先進工作者”證書。在二部期間,我還在《解放軍報》上發表過《美國軍事科學哪些落后于蘇聯?》一文,后為《光明日報》轉載。

    1958年春,部隊動員10萬轉業官兵建設北大荒,我報名獲準,自部隊轉業,離開了北京。1959年年底,我接到通知,調回北京工作,最后落腳在中國農業科學院情報資料室。情報資料室下分三個組:情報組、翻譯組、資料組。我是學英語的,被分配到翻譯組。沒多久,室主任發現我有一定的組織能力,讓我當翻譯組組長。1960年初,全國處于困難時期,我既提供了以美國為代表的工業大國的農業生產情況,也收集了同為農業和人口大國印度的農業生產經驗。

    在農科院工作十余年后,1972年年底,我回到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教研室工作?;乇贝蠛?,我最初給1970年進校并已經學習兩年的工農兵學員上聽力課。除采用現成的聽力教材外,我每天從電臺錄下BBC、VOA等外臺的廣播新聞并轉成文字,然后請長期留在中國的一位美國老專家溫德(Winter)校對,成為自編教材。

    1974年,北京大學接受一批越南留學生,由吳柱存和鄧懿兩位教授任主講教師,我和安美華老師協助,此外我還負責教聽力課。學生對我用多種方式給他們講授和操練聽力和口語很感興趣。1975年暑期,越南留學生回國后,我先去首都機場,協助李賦寧先生培訓機場人員學英語,然后又擔任即將入學的1975級工農兵學員教學小組長。

    改革開放慶新生

    1978年,我通過教育部在全國高校的中青年出國培訓選拔考試,被保送至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進修,同行共9人。我利用這個機會在該校語言學系攻讀了普通碩士和優等碩士學位,從此開啟了我后半生在高校從事語言學的教學生涯。

    悉尼大學語言學系主任韓禮德(Michael Halliday)1949年前后曾在北京大學和嶺南大學攻讀本科和研究生課程,導師分別為羅常培先生和王力先生。鑒于他在中國的經驗并受到中國革命的影響,他對我們3位在該系進修的教師非常友好,也能嚴格要求。(胡壯麟:“吾師韓禮德先生的為人和治學”, 《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第12—15頁)他倡導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既傳承了王力、高明凱等功能主義思想,又結合他的英國導師弗思(Firth)有關倫敦學派的理論。(胡壯麟:“韓禮德學術思想的中國淵源和回歸”,《外語研究》2016年第5期,第9—13頁)國外高校在課堂上流行的“研討會”(seminar)與國內學校中習慣的“聽課記筆記”的教學方法形成鮮明對照。

    我雖然在語言學系學習,也參加了英語系為中國進修教師安排的一些課程,主講的有系主任克雷默(Kramer)教授、講師朗西(Runcie)博士和外聘悉尼教育學院的老師??死啄髽s任悉尼大學校長,1998年北大一百周年校慶時,經學校同意,我以北京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的名義邀請克雷默參加慶典。

    1998年,北京大學校領導決定成立“澳大利亞研究中心”,雖然我已退休多年,仍讓我掛帥,我服從組織決定。在此期間,澳方的澳中理事會主席知道我是從事語言學教學和研究的,特地提醒我,新成立的中心和北大即將召開的學術會議不要只宣讀小說和詩歌類論文,應該動員北大和其它學校更多專業從事澳大利亞研究,如政治、經濟、外貿等?;谶@個原因,我自己帶頭寫非文學類論文。經過多年的努力,2016年卸任后,我將有關論文匯集成《跨越太平洋:胡壯麟澳大利亞研究論文集》。

    北京大學評職稱時曾有過明確規定,凡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全面發展并取得成果的教師優先提拔。對此我深表贊同,并按此督查自己。

    高?;謴驼猩?,北大外語教師的壓力很大。外語專業本科生分兩個方向——文學和語言,北大教師比較熟悉文學課程,但是語言方向的教學如何開展卻不是很清楚,如果回到之前簡單的“聽說讀寫”教育,豈不把大學辦成了外語??茖W校?改革開放后開始招收碩士生和博士生,為他們開設專業理論性更強的課程難度更大。正是在此情況下,先期出國進修的老師,如姜望琪、祝畹瑾、申丹等同心協力,為本科生開設了普通語言學、應用語言學、文學文體學、敘述學、英語的語體、社會語言學、外語教學法、外語測試等課程;為研究生開設了系統功能語法、歷史語言學、語言學理論和流派、語義學、語言和隱喻、互動交際、語用學等課程。因此,每年都有不少高校老師前來觀摩學習。就我個人而言,改革開放后,我在北大除本科生外,還培養了25名碩士生、8名研究生班學員、17名博士生。

    在科研方面,我邊教學、邊參加學術會議、邊寫論文。自1981年回國后至1996年暑期退休,我一共發表了63篇論文(平均每年4篇);在專著方面,獨著、合著、主編、合編各2部。獲獎情況也令人滿意。同時,我積極參加國際會議,先后去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芬蘭、荷蘭等國家以及我國港澳臺地區,參加各種國際會議達20余次,會議主題涉及系統功能語言學、應用語言學、語用學、話語分析、論辯學、象似性、英語教學等。

    在管理工作方面,我從澳大利亞回校后沒有多久,便先后被任命為西語系英語教研室副主任和主任;1983年英語系成立后,被任命為副系主任,1985年被任命為系主任,直至1993年。

    退而不休,老有所為

    1996年學校通知,教師退休年齡可以提前到63歲,我立即打報告申請退休,獲得批準。

    但退休之后,我并沒有休息。蘇州大學為了成立符號學研究會,要掛靠中文系的比較文學研究會。會長樂黛云教授提出要由北大教師擔任該會會長,對方同意了。樂黛云聽說我退休了,便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不得不從頭學習和研究符號學這個新的領域。過了一段時間,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語系主任高遠邀請我去他們學校給研究生講課。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去醫院探望我的好友——北京師范大學錢瑗(錢鐘書和楊絳的女兒)。她在病榻前要我繼續上完她的課并在北師大任兼職博導一職,招收博士生,不知不覺我在七八年中培養了9名博士生。

    我從未沒有停止科研工作。從1996年下半年至今的23年中,我完成獨著和論文集9部、合著5部、主編9部、合編13部、論文182篇(平均每年7篇以上),獲得諸多獎項,在此不一一列舉。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018年北京大學離退休工作部邀請我參加北京大學離退休教職工金婚慶典,并代表913對金婚夫婦在臺上發言;也是在2018年,北京大學離退休工作部授予我“老有所為·樂為之星”獎。

    回顧一生,可以說,我們是在艱苦奮斗中成長的一代,也是見證了祖國崛起、民族復興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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